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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還指出，《質量振興綱要（1996年—2010年）》實施十五年以來，我國已具備了實施“質量強國”戰略的基礎條件，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明顯變化，圍繞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等方面的競爭日趨激烈，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品種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將進一步加快。雖然我們的產品在數量上占了全世界的很大份額，但是常常給人一種廉價、質量一般甚至質量不太好的形象，產品附加值不高、品種不多、質量不全，尤其是隨著貨幣升值、人工成本的逐漸上升，繼續維持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必須以質量取勝，實現由量到質的根本變化，真正提升中國經濟在全世界的影響和經濟價值。我國出口減少了怎么辦，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來彌補，增加附加價值靠品牌，品牌本質上除了營銷，根本上還得靠內在質量和口碑。所以，我國產品必須以質量贏得市場、以質量占有市場，營造良好品牌形象，增加產品附加值，從而實現我國出口的戰略轉型。因此，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發揮質量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使我國從制造大國向質量大國和價值大國，甚至躋身世界質量強國之列，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劉漢元常委建議國家將“質量強國”作為國家戰略盡快納入“十二五”規劃。劉漢元常委具體建議： 1、建議國家將“質量強國”作為國家戰略納入“十二五”規劃。把質量強國作為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國家戰略來實施，同時抓緊頒布實施《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年）》，建立健全質量管理的方針政策、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制度標準等，設立“國家質量獎”，從國家層面去引導、強化、動員全社會以世界先進質量水平為目標，加快提升我國產品、工程和服務質量的總體水平，使我國產品、產業和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具備更強優勢，推動我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 2、以“質量強國”戰略促進我國出口升級轉型。對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極為貧乏的大國來講，高達6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長期靠大量輸出低端、廉價、低附加值商品來賺取微薄利潤的發展方式，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尤其是隨著貨幣升值、人工成本逐漸上升，我國出口將受到各種因素制約，出口減少了怎么辦，必須通過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來彌補，而附加值增加，本質上靠產品內在質量和口碑。所以，我國必須以“質量強國”戰略來引導國內產業向現代化、精細化方向升級換代，促進我國出口升級轉型。 3、強化全社會的質量觀念和質量意識。全國一些地區的建材、建設、裝修等，三天修、兩天拆、天天補，既有純粹的產品質量問題，也有摻假使假的社會誠信問題，這既是對生命、對別人勞動、對自我價值的不尊重，更是對社會成本和資源的不尊重。我們必須提高全民質量觀念和意識，真正讓建設的每座橋梁、每間房屋、每條道路，讓消耗的每分財富、每滴能源、每塊GDP，在足夠長時間內產生足夠價值、帶來足夠回報，真正為人民、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好務；要真正引導全社會將安全為先作為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將誠信至上作為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把創新驅動作為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把以質取勝作為質量發展的核心理念，強化誠實守信的職業操守，自覺抵制違法生產經營行為，充分引導和促進各行各業思質量之舉、謀質量之策，努力形成政府重視質量、企業追求質量、社會崇尚質量、人人關心質量的良好氛圍。 三、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 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劉漢元常委談到，城鎮化水平直接體現一個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狀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轉移，我國城市化進程逐步推進，全國設市的城市已達到655個，建制鎮已達1.92萬個，我國城市化率2010年突破50%的分水線，城鎮化建設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城鎮化步入了新的發展臺階。尤其是作為我國城鎮化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實踐，我國在全國多個省市、多個區域先后進行的城鄉統籌發展試點，在理論、政策、法律法規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積極成果。但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現有大中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農村人口大量涌向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為代表的一線、二線城市，使得這些城市的人口遠超過其可容納的限度，加上醫療、教育、交通和住房等一系列公共產品和服務沒有及時跟上，導致了就醫難、上學難、交通難、住房難等系列問題，不僅大幅拉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指數，還累積了大量社會負面問題和矛盾沖突，很多城市人口飽和、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已非常突出，其接納新增人口和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已很有限，無法在短期內吸收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居住和生活。 他進一步指出我國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且整體文化素質不高，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村剩余人口的安置、轉化、吸收十分困難。盡管過去幾年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均圍繞“三農”問題，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種糧直補、取消農業稅、加大“三農”、“五農”財政投入等，對農村減負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相對于城市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2010年，我國農村地區固定資產投資3.67萬億元，僅為城鎮24.14萬億元的15.2%，比2009年反而下降了0.6個百分點，城鄉之間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此外，我國城鄉統籌經過多年的試點，尚未真正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發展模式，能在全國各地推廣、復制的試點成果還較為有限，個別地方甚至出現開倒車、走歷史老路的傾向。比如多年來已經逐漸淡化并逐步退出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在本輪房價調控中卻成為限制購房的關鍵措施，非本市戶籍的農村人口被擠出在城市購房安居的大門，他們無法參與、無法分享我國城市化建設的成果，城鄉差距和剪刀差被以此方式人為地擴大和強化。總體上看，目前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發展滯后，體制機制還不健全和完善，人們參與工業化、城鎮化的比重較低，建設速度不夠快，我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統籌發展試點遇到了新的發展瓶頸，必須站在更高的起點，以更新的思維、更大的力度去破解，以促進我國城鎮化建設工作又好又快地推進。 劉漢元說，城市化水平的指標作為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一個重要引導指標，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我國大多數城市建設幾乎都沿用攤大餅的發展模式，城市與城市之間缺乏差異化，各自的地域特色和區域優勢得不到發揮，因此有必要把農村城鎮作為該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來建設和發展，與所在區域的大中城市實現功能配套，在交通、工業、信息、科技、環保、物流、新能源等各個方面高度協調，充分互動，實現產業互補、功能各異、定位有別、因地制宜、錯位發展，盡量避免同質化競爭和重復建設，最終實現中心城市與衛星城市、集鎮和諧協調發展。同時，通過合理引導，適當時候敞開大門，歡迎大家進城，引導農村剩余人口向中心城市、衛星城市、集鎮的第二、第三產業等非農產業轉移，減少農業人口，促進耕地集約化，擴大農戶的經營規模，提高生產效率，真正實現現代農業的集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發展，將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有機結合，互補互融，才能夠真正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消除二元結構的不平衡，也才能使中國的農業在世界范圍內有更強的競爭能力，為未來國家的糧食安全提供一種規模上和質量上的保證。 同時，他分析指出，雖然目前各級政府為進城的農村人口提供了一些基礎的公共服務和投入，但總體來說力度還不夠，需要逐步改變目前簡單、粗放、以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來控制、壓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模式，真正將農民的身份轉變為市民，并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各項福利待遇。同時針對農村就地城鎮化的人口，在引導農村人口就近、就地轉移，為農村城鎮化匹配相應人口規模和人力資源的同時，要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所在城鎮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交通、電力、飲水等與當地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民權等關鍵領域，并在合理的集鎮規劃、改造和建設中，為農村直接配套建設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改變農村的社會管理方式、生態生活環境，建設產業帶，實施多個方面的服務項目改善，最終讓農民不搬家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現代化生活。 最后，他還認為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僅依靠政府有限的財政投入不現實，目前大多數農村城鎮的總體經濟狀況不容樂觀，產業發展普遍規模小、鏈條短、水平低，缺乏強有力的產業支撐，難以促進基礎設施的有效投入和人、財、物等各種要素的充分聚集，城鎮的輻射帶動能力較弱。因此，劉漢元常委提出必須立足本地優勢條件，注重發展城鄉關聯產業，培育農村特色產業，打造一條或多條鏈接城與鄉、工與農之間的產業鏈，一頭連著農村，一頭連著城市，互相依存，互為補充，誰也離不開誰，從而把千家萬戶、分散的小市場與當地城鎮化建設相聯系；把城鎮市場與中心城市的大市場相聯系；把個體經營的小產業與具有競爭優勢的大產業相聯系；把農業生產和農產品流通與國內外大流通相聯系，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自主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問題。同時，所在地政府要通過合理的產業政策引導龍頭企業、經營者形成產業集中區，在壯大城鎮經濟實力的同時，增強對農村經濟的輻射、反哺效應。據統計，目前全國各類產業化組織總數達20多萬個，其中龍頭企業8萬多家，提供的農產品加工產品，占市場供應總量的1/3以上，涉及領域包括種植、畜牧、加工、水產、旅游、運輸、建筑等眾多產業，其中一個龍頭企業就足以帶動地方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從而建立起農村城鎮建設中的產業集群優勢，提高區域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緩解當地就業壓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真正從區域經濟發展上，支撐城鎮化建設步伐，實現我國廣大農村基層社會的長治久安。 四、引導消費觀念轉變消費模式 促進我國經濟升級轉型 劉漢元常委談到，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消費水平不斷提升，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5.45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18.4%，增長速度穩步加快。同時，國民消費素質逐步增強，消費能力和消費質量有了很大提升，消費者的需求層次也顯著提高，消費觀念全面更新，消費理性化、多元化趨勢增強，國民消費正由溫飽型、傳統型向小康型、現代型積極轉變。但受過去若干年發展體制、機制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我國國民在消費觀念，尤其消費模式上還存在諸多不足，亟待引導、改進和轉變。 他說，二三十年前，由于長時間處于物質相對短缺的時代，居民消費受到嚴重制約，不可預期的生存狀態使國民形成了以節儉、積累為核心的消費觀念。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們逐漸拋棄了原有的傳統消費觀念，代之以注重消費效益、強調消費帶來的精神滿足等新的消費觀。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住房、通信及電子產品、節假日消費及旅游、文化、教育、汽車等逐漸成為市場消費熱點，信貸消費、個性消費等逐漸在人們的消費行為中發揮重要作用，形成了目前有中國特色的消費觀念。但相對西方成熟的消費觀，我國消費者還缺乏權益保護意識和消費法律觀念，面對毒大米、地溝油、黑心棉等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事件，很少有人會想到采取法律手段進行維權，人口平均消費投訴次數僅為美國同期的1/8。此外，很多消費者往往出于攀比心理而非實際需要，非理性地盲目消費和亂消費，據公開數據，目前全國餐館每年要倒掉近2億人一年的口糧，餐飲浪費金額超過1000億元；一些消費者為了面子去消費遠高出自己承受能力的商品，以汽車為例，在歐洲60%以上是小型車，家庭轎車排量多在0.8-1.3升之間，而我國多為1.6升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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