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理，還是講禮？·張香華

唐朝2009

葉赫娜蘭.孤城 發表于 2011-6-25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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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說的國學熱在哪兒？孫大炮之后，國學何曾熱過？現在大著國學大旗大熱的，是商業 ...

孔子的理論的核心是「仁」，而體現仁的制度或行為的準則是「禮」。既然孤城已不顧禮義開口罵人，也就配不上討論“國學”了

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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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大氣、平和些，因事而論，討論方能繼續。



據我和孤城君筆交，孤城君是性情中人。嫉惡如仇，也實事求是，在本論壇文采出眾。

矮子

一個精英群體的流變/楊黎光

    士，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歷史人文景觀。因此，關于“士”的起源與流變，許多歷史學家都曾撰寫專文討論，其中廣受推崇的大概要數顧頡剛先生的《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他以扎實的學術功底、篤實的治學風格，向我們清晰展示出了士人起源的歷史輪廓，被當今學者大面積、成段落引用：

    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之貴族，居于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浪口村隨筆》52－54頁，顧頡剛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顧頡剛先生說，上古的士，是文武兼修，合二為一的。然而：

    自孔子歿，門生弟子輾轉相傳，漸傾向于內心之修養而不以武事為急，浸假而羞言戎兵，浸假而惟尚外表。……而專注于衣冠、辭色、飲食之間，以與春秋之士較，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覘士之風丕變矣。

    孔子是對中國士人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關鍵性人物。他死后，龐大的弟子群體又對他的言說“輾轉相傳”，其結果便是越來越“傾向于內心修養而不以武事為急”，“專注于衣冠、辭色、飲食之間”，以致士風日變。

    無論在什么年代，光憑著“內心修養”都是解決不了生計問題的。于是，士人開始日益看重實用知識和能力的提升，以此“自呈其能于列國君相”，作為改變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態的資本。“寧越不務農，蘇秦不務工商”，他們通過讀書，達到取得尊榮的目標。知識改變命運，這個在當時新出現的群體，也叫做“士”。與以往不同的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他們已經由武士蛻化為文士了。

    到了戰國時期，群雄并起，天下大亂，攻伐不休。當時不但不能廢棄武事，其慷慨赴死的時代氣質更甚于春秋，勇武之士也層出不窮。這些武士自成集團，不與文士溷淆，從而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名詞也被賦予新的精神內含：一個是“儒”，一個是“俠”。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儒重名譽，俠重意氣。墨子的門徒個個視死如歸，勇于赴湯蹈火；田橫的門客聽聞田橫的死訊，五百人自刎殉節，這都是意氣的表現。隨著“儒”與“俠”這兩個新概念的出現，以往那種文武兼備之士也開始走向分化，而且“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形成了兩大士人集團并立對峙的局面。

    及至漢代，天下一統，中央集權，中國人的自由空間被強力壓縮，而游俠身上那種“不馴難制”的品格尤其令統治者生厭。景帝誅殺周庸，武帝族滅郭解，俠客集團日漸衰落。與此同時，設立了鄉舉里選，向中央推薦孝廉賢人的人才選拔機制，更使儒風益盛。“范曄作史，不傳游俠”，從此，“俠”作為一個曾經與“儒”對立的士人集團也就漸漸退出了正史典冊。

    關于“士”的起源與流變，不同的研究者會有不同的側重點。顧頡剛所說的“武士與文士之蛻化”，反映的是士人職業定位的變化，同時也是士人精神氣質方面的變化。費孝通先生則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對封建制度解體前后的士人進行了角色區分，其關注的則是士人社會地位的變化。

    在介紹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澄清“封建”這個被濫用已久的概念。在先秦尤其是西周，封建的含義是“封邦建國”。周代的貴族等級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天子“封土地，建諸候”，就是“封邦建國”。而“自戰國以后，郡縣制開始出現，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封建而建郡縣，從此，中國歷史上西周那種純粹的封建制度就基本消失了。因此，在中國歷史上，至少在民國之前，漢語中使用封建一詞，是與郡縣對舉的，無論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論’，還是顧炎武杰出的‘郡國利病’論，都是在與郡縣制相對意義上談論封建制。”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了解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封建制解體對士人地位的影響：

    ……在封建制度中，政權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這是一個層層重疊著的權力金字塔，每個貴族都分享著一部分權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們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各層有各層的政權，所以我們可以說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權的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封建解體，在政治上說，是政權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從上逐漸一層層地分下來，而集中成了大一統的皇權，皇帝是政權的獨有者，“朕即國家”，他在處理政務時固然雇傭著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貴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權而沒有政權，貴族是統治者的家門，官僚是統治者的臣仆。（《皇權與紳權》1頁，吳晗、費孝通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關于封建制度解體對士人的影響，繼費孝通先生之后，余英時先生又通過研究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產生入手，做了更精細的闡述。在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職之人”，不得與農、工、商同列為民。“四民社會的成立必須以士從最低層貴族轉化為最高級的庶民為其前提。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士已從固定的封建關系中游離了出來進入了一種‘士無定主’的狀態。這時社會上出現了大批有學問有知識的人，他們以‘仕’為專業，然而社會上并沒有固定的職位在等著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仕’的問題。‘仕’的問題并不是單純的就業問題，至少對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還涉及主觀的條件和客觀的形勢。……”（《余英時文集》第四卷3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從封建制的低層貴族，下降為皇權專制的工具、臣仆，這大約是士人命運一次決定性的改變，也可以看作他們逐漸喪失獨立人格的遠因。可是，無論是作為下接庶民的低層貴族，還是作為士、農、工、商這四民之首，士人都始終處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關節點上。

    幾乎是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就有了“士”，悠悠數千年，至今他們距我們仍然相去不遠。

    因此，他們的生活境遇，他們的仕宦沉浮，他們的精神追求，他們的喜怒哀樂……不僅對我們了解中國社會各階段的歷史實況具有指標性意義，也應該對我們理解、認識今天快樂或不快樂的人生處境產生啟迪。畢竟，中國始終是個結構穩定而內涵缺少實質性改變的社會。

孟俊英

畢竟，中國始終是個結構穩定而內涵缺少實質性改變的社會。結論很深刻。對士人的認識我只局限于春秋時

矮子

雖然作為士、農、工、商這四民之首，士是國家需要的倡議者和參與者，不是決策者。

矮子

孔子周游列國為何不受重用？（轉）
孔子在事業上是失敗者，他雖然一生有志于仕途，希望借此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在他活著的時候，他的學說和他本人從未真正獲得各諸侯國執政者的賞識。
東漢王充雖然批儒，也不得不承認：孔子為“諸子之中最卓者也”。但很可惜，孔子先是不為齊國所用，然后在魯國僅做了三個月司寇便離職，自五十五歲起用了十四年時間先后到過衛、曹、陳、宋、蔡、楚等國，向各諸侯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均不見用，這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孔子及其學說是有所顧忌的。我以為其顧忌主要有二：其一，孔子好“禮”，他以“復禮”作為其政治綱領，不合時宜；其二，孔子迂闊、直傲、不茍且的性情不適合從政。現分述如下：
（一）執政者對孔子復興周禮的顧忌
儒家學說的核心即孔子提出的修己治人的“仁說”：修己要以孝悌、忠恕為本，治人則要愛民、行仁政。另一方面孔子又好“禮”，主張個人要克己復禮、正名定分，治民則更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他所說的禮其實就是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的禮節儀式、道德行為規范及宗法制度。當時的奴隸制社會通過“制禮作樂”確立起天子、諸侯、大夫、士的等級制度，實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分封制和世襲制，并規定了各個等級相互之間的責任和義務，“禮”實際上成為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它同時也是聯系社會宗法統一體的精神力量和貴族交往中的行為語言。
在仁與禮的關系上，孔子是以仁為本，輔之以禮，禮后于仁（“人而無仁，如禮何？”，“禮后乎？”），換言之，“禮”正是思想上的 “仁” 在行為上的體現，“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據統計，“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一百零九次（一說一百零六次），是孔子談論最多的概念，這也充分反映了孔子對“仁”的重視。但孔子的“仁說”恰恰為他的好“禮”所累，因為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目的可以概括為：通過恢復和鞏固周禮的統治秩序來實現“仁政”。由于“仁政”必須要體現為復禮、尊禮，他所說的“禮”又是“古禮”，而非“今禮”，這就為他的學說蒙上了復古主義的色彩，孔子自己也承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
孔子好禮，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他生于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而孔子又是殷商的苗裔，史記他小時候做游戲就常常擺起各種祭器，學做祭祀的禮儀動作（“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他后來所以好禮，概源于此。孔子十五歲始“志于學”，熟讀古代文獻典籍，對三代之禮（特別是周禮）推崇備至，稱“不知禮，無以立也”，到了周代，“禮”發展得最完備，因此，他最為崇奉的是周禮（“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論語》中不難看出，孔子自己無論是在正式場合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確都是嚴格地依禮行事，《論語"鄉黨》甚至通篇都在記錄孔子是如何知禮、好禮、立于禮的。而孔子對現世則持一貫的批評和不屑態度，在他眼中，各諸侯國當權者各自為政，不尊禮法，在一些諸侯國甚至“陪臣執國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恢復三代的秩序，尊重周天子的權威，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然而孔子生活的時代正值東周王室衰微，周天子形同虛設，自齊桓公始，各諸侯國迭起爭霸，屢屢“挾天子以令諸侯”；與此同時，隨著鐵器、牛耕的使用，社會生產力獲得顯著的發展，井田制逐漸瓦解，私有土地日趨強大，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開始了向奴隸主貴族奪權的斗爭，如田氏代齊、三家分晉等等，就是在孔子的出生之地、“父母之邦”—魯國，代表魯國新興地主階層的“三桓”勢力也日漸強大，直逼國君的政權。在這種情況下，維系三代奴隸制社會的禮儀綱紀早已在統治者的自踐和新興封建勢力的踩踏下崩壞了。但孔子沒有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發展趨勢，一味主張恢復三代甚至上古堯舜禹時期的典章制度和道德標準，幻想把已前進了的社會再拉回去。盡管孔子也強調對三代之禮要有所“損益”，他對周禮也有一定的補充和發展，但它總體上畢竟還是“先王之道”。孔子心里其實是認為周禮可以經百世而不變的（“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他一直譴責和抵制各諸侯國破壞周禮的行為，試圖用周禮去匡正已經產生變化的社會現實，使得其政治主張無法迎合各國擴張爭霸的實際需要。《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齊景公想用孔子，晏嬰就以孔子“好禮”諫阻道：“""""""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閑。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記有老子對孔子開歷史倒車、逆時而行的批評：“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因為一直堅持自己那不為人所用的政治主張，孔子事實上已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見者。除了在魯國做過短暫的司寇外，他雖游事列國，卻四處碰壁，終不得志，“累累若喪家之狗”。《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亂臣公山不狃、佛肸等先后策動叛亂，派人請孔子加盟，孔子竟想應召而去，有弟子勸他：“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為東周乎。”又曰：“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最終他雖未成行，但其長期抑郁不得志，以至于有點饑不擇食的心理卻是昭然若揭。之后孔子又使子貢至楚游說，楚昭王想起用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言下之意是，楚國由五十里封地擴張為千里大國，本身就不合周禮，如果接受孔子的學說復古周禮，楚國自己就首當其沖，這豈不是自掘墳墓？結果孔子又一次被棄用。孔子一生堅持復辟三代之禮而不可行，可謂歷史上第一個失敗的復古主義者。戰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在其著作《五蠹》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儒家“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無異于守株待兔，不合時宜，因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從春秋時期的管仲，戰國初期的李悝、吳起，到戰國中期的商鞅，直至末期的韓非，法家的最終勝出為孔子學說的不行作了最好的注解。
由上可見，儒家學派在其開始階段的發展并不順利。盡管孔子是以“仁”作為其學說的核心，但他把“禮”視為“仁”的外在表現形式，欲以“舊禮”規范“新仁”，有舊瓶裝新酒之嫌，這也使其學說的精華部分為其復古糟粕所累，沒有引起當權者足夠的重視。后來的墨、法等派別也往往以此為把柄，對儒家進行攻擊。后世陶淵明曾感慨道：“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他在詩中把當時的東周比作一堵有裂縫的、行將傾覆的墻，孔子欲以舊禮彌合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裂縫，借以保全周制，其結果可想而知。
秦統一六國之后，秦儒們繼承了孔子好古非今的遺風，對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視而不見，一味沉浸在對“先王”的懷念和對“三代之禮”的憧憬中，不僅對加強秦朝思想文化專制無益，反過來還對秦始皇的施政方略指手劃腳，他們甚至反對秦推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要求恢復三代實行的地方分權的諸侯分封制，最終遭至“焚書坑儒”之災。漢時雖尊儒術，但漢宣帝仍告誡太子：“奈何純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孔子好“禮”對后世儒生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孔子迂闊、直傲的性情使其失意于官場
談官場失意者，不能不提孔子。據史書記載，孔子的仕途并不通暢，先是做一些管倉庫、畜牧的小官，到了五十一歲時（魯定公九年，即公元前501年）才多虧魯國權臣季氏的賞識，被任為中都宰，后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好不容易擠身士大夫之列，不久就因齊人離間辭官，從此周游列國四處奔走，但終不為用，只得做了大半輩子教書匠。從孔子的言行來看，他還是想通過入仕門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可惜未能如愿，他曾臨河（黃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說孔子是有史以來官場上最大的失意者，似乎也并不為過，但若究其原因，與其說是“命”，不如說是他的性情使然也。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齊國大夫陳恒謀害了自己的國君齊簡公，孔子聞訊后要求魯哀公出兵討伐這一不仁不義的弒君行為，魯哀公答道：“你去和主管政務的三位大夫說說去。”（“告夫三子！”），孔子忙不迭地分別跑到三位大夫府上，結果家家都說不行，大圣人一天之內碰了四鼻子灰，實在是冤，他還自我安慰道：“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要是聰明一點，從魯哀公的回答里就該知道這事辦不成，早點打退堂鼓多好，省得白跑。不懂得揣摩人君的意思，還自以為進了人臣之道，一言以蔽之：迂。
又如孔子在衛國時，衛靈公很器重他，有一次特意向他請教軍隊作戰的問題，孔子道：“我只懂禮儀方面的事情，關于軍旅之事，我從來沒有學習過。”（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第二天他就離開了衛國，原因很簡單，衛靈公既然是好戰之徒，則道不同不相與謀，按孔子的話說，“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實際上，孔子是精通軍旅之事的，他的弟子冉有曾為季氏統率軍隊，在郎地同齊國作戰獲勝，季康子問冉求的軍事才能從何而來，冉有就坦言“學之于孔子”，他又說任用孔子為官一定要有名分（“用之有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路也曾嘆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這兩個弟子對老師的性格了解得的確透徹，否則怎能一語而中的？
迂也就罷了，孔子偏偏還是個直性子，他曾說：“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既要直道而行，得罪人是再所難免了。季氏父子（季平子，季恒子，季康子）先后任上卿，是魯國的重臣，權傾一時，孔子能當上魯國的司寇還是季氏幫的忙，但孔子沒少說他們的不是。比如季平子在祭祀時使用了六十四人的舞蹈樂隊，按周禮這是天子祭祀時的規格，孔子怒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辭去司寇一職、離開楚國，也是因為季恒子接受了齊國送來的女子樂團，三天不問政務，在郊外祭祀束后，又違背常禮，沒把烤肉分給大夫們。孔子的學生冉有是季孫氏的家臣，孔子經常批評他沒能盡職盡責勸諫季氏，有一次孔子聽說冉有竟還幫著季氏搜刮民財，便鼓動其他學生說：“冉有不再是我的弟子了，你們現在可以大張旗鼓地去聲討他。”（“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話都說到這種份上，誰還敢招納孔先生這樣的 “聚眾造反”之徒？孔子倒自認為有理，說那種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正是敗壞道德、與人同流合污的小人（“鄉愿，德之賊也。”）。世人皆知夫子“溫、良、恭、儉、讓”，其實他還很直，不光是季氏，許多同時代的諸侯、貴族都被他點名批評過。孔子既不愿降志辱身以求進取，被排除在官場之外，實乃必然之事。
　　既迂且直尚不夠，孔先生還是心高氣傲之人。他把人分四等，從政者竟被他劃為末等，位在小人之后，因為當時的執政者在他眼里不過是能裝幾升米的飯筐（“斗筲之人”）罷了，如果讓他來治理國家的話，一年就能有起色，三年則成效顯著（“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見夫子長期賦閑在家，胸中實有一口惡氣無處發泄。當然，根據《史記》記載的孔子在魯國做司寇的政績分析，他還是有較強的執政能力的，但問題是，誰還愿意用他呢？齊人晏嬰曾指責以孔子為代表的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他的指責雖過于夸張，有妒忌賢良之味，但齊景公之所以不用孔子，擔心孔子不好伺候恐怕也是一個原因，這反過來也證明晏嬰是深諳官道的。后來魯國權臣季康子想重新起用孔子，大夫公之魚說：“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公之魚是擔心孔子又會象上次那樣，好端端放著司寇不做，再次負氣出走，搞得當權者難堪，最后，他們起用的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學生冉求。孔子六十九歲時被魯國迎回，魯哀公和季康子雖也問政于孔子，但孔子至死終不見用于魯。由是觀之，是否任用孔子的確曾讓不少諸侯國大傷腦筋，不過他們最終都選擇了棄用孔子。
孔子一生都有著極高的政治熱情，雖然到處碰壁，但仍執著追求，堅持“知其不可而為之”，“不怨天，不尤人”。但當他到了垂暮之年仍賦閑在家、不為人所用時，難免會有一點孤芳自賞、悲觀失望的情緒，嘆息世界上無人能了解他（“莫我知也夫！”），自己既不能遭遇圣賢之君，又生不逢太平之世，這一輩子算是不能有所作為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臨死前幾天，孔子更是悲憤之至，“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孔子平生尤推崇中庸，認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他主張一言一行都要不偏不倚、合乎中庸，“過猶不及”，但自己卻難守中庸之道。他率直、自傲、不茍且合流的性情及對當權者的譏諷與失望雖然難能可貴，卻不適于官場，且使自己顯得更象個狷者、狂者或失意不得志者，這和他倡導的“君子依乎中庸”、“中立而不倚”更是背道而馳的。史記孔子問禮于老子，老子曾告戒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說：“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老子其實是在勸孔子為人處世不要鋒芒太甚，該糊涂時且糊涂，但孔子似乎并未將他的一番話聽進去，或許孔子本人也很清楚，中庸之道恰恰不適合他自己。孔子曾告訴弟子，為官之道在于慎言慎行，只要做到這一點，便“祿在其中矣”，這真有點“久病成良醫”的味道了。
綜上所述，孔子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辭勞苦，用了十四年時間周游列國，奔走游說，雖屢遭打擊、排斥、嘲諷、甚至圍困仍能不改初衷，堅持“知其不可而為之”，其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直道而行的勇氣還是非常值得欽佩的。
但春秋時期儒家難以為當權者重用，始作俑者乃孔子自己，他復興周禮的政治主張和迂闊、直傲的性格使自己在各諸侯國都遭到排斥或驅逐，直接導致了自己的學說難以為各諸侯國所用，各國統治者對于他始終是采取一種若即若離、敬而遠之的態度。直至西漢時期的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漢儒修正過的儒家學派才終于被新興封建制度扶為正統思想文化流派，而此時孔子已逝世三百四十余年了。

唐朝2009

講個理，管理員看看對不對；先不論誰對誰錯，辯論中都有情緒化的言論，要刪就都刪了，為何只把矮子先生的憤怒“突兀”的掛在這里，多年后的人們會如何真實、客觀的看待此事？

jing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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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文章有意思！小心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