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國式"失去的十年"痛苦或甚于日本》,深有同感,特別是有幾個觀點與我的博文相似,因此摘錄供大家分享。
8月28日,第三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與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共同主持。這是王岐山與岡田克也握手。新華社記者饒愛民 攝
隨著中國正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吳敬璉和約翰梅金等有影響的中國和美國經濟學家紛紛猜測,中國很快要忍受自己“失去的十年”,因為該國會出現一個日本式的經濟低迷期。鑒于中日兩國的增長模式非常相似,有關當代日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未來的說法是可信的。但是,日本的經濟衰退對日本人民和政府來說至少是個逐步的、令人舒服的過程。對中國共產黨和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步日本后塵所帶來的痛苦可能會大得多。
在有確鑿證據證明日本的經濟停滯期延長之前,一些經濟學家就不斷對過度依賴出口和固定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產生的危險提出警告。―般認為,日本具有當代東亞體制固有的優勢。例如,西方體制中不斷更迭的政府奉行的政策缺乏遠見,而與此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的自民黨占支配地位(從1955年到2009年,該黨對日本的統治幾乎沒有中斷過),東京得以進行長期的政策思考和執行。加上日本人民聰明、負責、勤勞,日本擁有非常有利的條件,可以對必要的轉型、朝更加具有可持續性的增長模式過渡進行管理。
“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并不尋求復制任何一種模式,但是與日本模式存在的相似之處卻非常明顯。正如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一樣,中國正在接近終止依賴出口和固定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做法――并在考慮轉而采取能夠增加國內消費的政策。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推行不必為短期政治私利來犧牲國家長期利益的政策。
然而,正如北京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表明的那樣,為推動經濟增長,中國對一種難以為繼的模式依賴程度不斷提高而不是降低。銀行貸款猛增,而國內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實際上正在下降。這個比重剛剛超過30%,在現代經濟史上各主要國家中最低。這個數字不斷下降,從上世紀80年代的50%以上降至世紀之交的40%,而在2008年全球經濟下滑之前約為36%。類似模式往往導致類似問題,更糟糕的是,兩個政治經濟體之間的差異也許對中國不是個好兆頭。當日本的經濟低迷期開始時,這個國家已經建立起牢固的制度:法治、產權和穩定的政治制度。盡管日本的發展模式經常被稱為國家主導型,但是私營部門通常能得到這個國家約四分之三的資金。這就是說,即使在結構性衰退時期,大多數日本人也有“好日子”過――而且在變老之前就變富了。
相比之下,這些制度在中國相當不成熟,甚至在長達30年的改革之后也是如此。此外,中國的發展模式把國家的作用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盡管國有企業的產出僅占全部產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得到的資金卻占全國的75%以上。由于這個國家的許多財富集中在大約12萬家國企(及其數不清的子公司)手中,人數較少的一些有身份地位、有關系的圈內人從中受益,而絕大多數人則被剝奪了繁榮的機會。
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這個事實會對社會穩定、最后對政治穩定產生嚴重影響。目前,北京花在維護國內治安方面的錢比花在解放軍身上的錢還多。根據中共自己的推算,要保持該黨的執政地位,這個國家的經濟就需要保持8%的年增長率。與日本的情況不同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會變老,但永遠不會變富。這表明我們正在目睹一支非常脆弱的力量崛起。
中國要是更像日本就更好了。經濟不振最終導致東京政府和平更迭。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中國,過渡也許不會那樣順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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