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北郵男博士
罪魁禍首是全社會畸形的教育觀、成功觀,再向上追溯,就是地區、階層之間落差巨大的資源分配
文 | 舒泰峰
與紛亂的春天一起到來的,是大學生自殺“旺季”。
3月22日下午,北京郵電大學2009級博士研究生吳某從該校本部主樓一躍而下,終結了自己年輕的生命。3月28日,南京林業大學南方學院化學工程系一黃姓女生在宿舍內上吊自殺身亡,據稱與考研壓力大有關。
大學生自殺似有愈演愈烈之勢。2008年教育部直屬高校就發生63宗大學生自殺事件,其中北京、上海各23宗。2009年,學生自殺趨勢有增無減,僅上半年,北京就有14名大學生自殺身亡,這一年年尾,上海海事大學女研究生楊元元之死一時成為新聞焦點。
對于北郵博士的死因,校方三緘其口。不過,此后,該博士一封聲淚俱下的遺書在網絡上被廣為流傳。遺書如同一封對社會的控訴書:“現在知識太沒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錢和權勢,有用的只是關系和背景。”
遺書透露該博士來自一個貧寒家庭,他的母親“一年大部分的飯菜只是饅頭就咸菜,一件藍色的夾克穿了那么多年”,并且是“一個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讀到北郵的博士”,為此他一再向母親表示歉意。
這位博士的壓力是雙重的,既來自社會也來自家庭。極度貧寒的家庭和母親自我犧牲式的付出增加了其必須成功的壓力,讓他在面對社會不公時顯得格外敏感和脆弱。
不成功便無顏見“江東父老”,于是,我們看到一個悖論:越是家庭貧困的,越是要以一種飛蛾撲火般的決心去攀上學位高峰,而在目的達到之前,這個學生及其家庭很可能已被耗盡。楊元元事件后,有分析指出,是盲目考研殺害了楊元元(她考了四次,最終在27歲考上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研究生)。
其實,盲目考研只是表象,背后的罪魁禍首是全社會畸形的教育觀、成功觀,再向上追溯,就是地區、階層之間落差巨大的資源分配。
當下社會,人的成功只有一個衡量標準---物質標準。具體到教育,能否取得碩士博士等高學位、能否找到高薪工作、能否去北京上海就業,都是重要指標。如果不符合這些標準,就意味著這個大學生“失敗”了。
我們不忍也不該去責怪死者,畢竟他們的悲劇是社會的產物。重要的是他們的死應該讓生者警醒:“不成功便成仁”的社會觀念應當變一變了。
2009年,“蟻族”成為年度熱詞,他們無疑被當成了“失敗”者。今年兩會期間,一位熱心的政協委員探訪北京蟻族聚居區時還流下了眼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生存條件惡劣的大學生對同情卻并不領情。他們認為,自己正處于人生的“奮斗期”,不需要外界如此關注。他們有知識、心態積極,而且時間也站在他們一邊。反襯之下,卻顯出社會心態的庸俗和功利。
而支撐這種社會心態的,是現實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教育目標單一,大城市馬太效應,官本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機會不平等。
對此,一個重要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從教育入手,以國家教育政策的變革來引導社會觀念的變遷。當下的勞動力需求結構暴露出,我國的高等教育過剩而職業技術教育匱乏,一方面許多具有高學歷的大學生找不到崗位,另一方面東南沿海卻頻頻爆出招工難---那里缺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具有一定技術標準的勞動力,如高級技工等。
這是教育結構上的重大缺陷,呼聲持續多年卻不見實際改變。不久前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到2020年,中國高教毛入學率要從目前的20%多增長到40%。有學者估算,到那時,中國的人均GDP最多達到1萬多美元,大學入學率卻要達到現在國際上人均3萬美元的水平,過于超前。有人分析說,這可能導致教育結構和人力結構的進一步失衡。
美國《時代》周刊近日推出封面專題,預測未來10年的10大趨勢,“捍衛‘失敗’的自由”位列其中。文章說,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提出,美國人有四大自由:言論、宗教、免于匱乏和免于恐懼的自由。如今再多一項自由:“失敗”,可謂第五大自由。
受此啟發,我們呼吁給大學生以“失敗”的自由---學位不必碩博、就業未必在大城市、不一定剛起步就是白領、薪水過萬⋯⋯而這一切,不是一句“轉變觀念”的虛言就能達成,要靠公共政策的切實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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