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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重大比例日趨協調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是國民經濟結構不斷充實調整優化升級的60年。60年來,我國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城鄉和區域結構在不斷調整中實現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產業結構以農為主、所有制結構單一、分配絕對平均主義、城鄉分割等不合理狀況得到了根本性調整,國民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大大增強,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歷史性變遷。
一、產業結構基本實現了由以農業為主向一產、二產和三產協同發展的轉變
建國初期,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發展滯后。在整個產業構成中,農業居主導地位。1952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51.0%,第二產業增加值占20.8%。第三產業增加值占28.2%。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為83.5%,第二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為7.4%,第三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為9.1%。我國經濟結構基本上處于以農業為主的階段。
60年來,黨中央一直十分重視三次產業協調發展問題,在不放松農業基礎的同時,大力促進工業和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從重視調整農、輕、重比例關系,到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向優化升級的方向發展。1952-2008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51.0%持續下降至11.3%,下降了39.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8%逐步升至48.6%,上升了27.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8.2%升至40.1%,上升了11.9個百分點。三次產業協同發展的基本格局已經初步形成。
與此同時,就業結構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建國初期確立的“重點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城鄉人口隔離的戶籍制度,既造成了大量就業人口束縛于農業和農村,也造成了阻礙勞動者在企業、行業、產業和區域之間轉移的藩籬。改革開放以后,鄉鎮工業快速發展、勞動力市場逐步建立和完善、用工制度和工資制度改革、加上政府推出的各式各樣的扶持和擴大就業的工程,促進了就業結構的大調整。80%以上人口從事農業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觀,相當比例的人口轉而從事工業和服務業。1952-2008年,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83.5%下降至39.6%,下降了44.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所占比重由7.4%升至27.2%,上升了19.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所占比重由9.1%升至為33.2%,上升了24.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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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內部結構實現了由以糧為綱的單一結構向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轉變
建國前,我國的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方式非常落后,農業生產表現為對種植業特別是糧食生產過度畸重的單一結構。種植業在農業生產中的主體地位異常突出,種植業以外的其他農業發展較為緩慢,農業內部比例極度不協調。在之后近30年時間里,由于人口快速增長造成的巨大壓力,農業生產整體技術水平較低,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和片面強調“以糧為綱”的政策影響,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基本上仍停留在“農業以種植業為主,種植業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單一結構階段。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流通體制等多方面改革,以雜優水稻技術為主的農業生產技術逐步得到普遍推廣,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帶來了市場需求的巨大引力,以及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鼓勵發展多種經營、促進農業產業化的政策措施,農業生產不僅解決了長期以來糧食供給短缺的狀況,而且促進了農業生產結構從單一的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開始向提高食物結構和品質轉變,促進了從分散經營的小生產向生產的專業化、布局的區域化和經營一體化等為主要特征的產業化經營轉變。60年來,我國已經基本改變了過去“農業-種植業-糧食”的高度單一和效率低下的結構模式,向“優質、高效、全面發展的”的新型結構模式轉變。
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顯著調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農業所占比重明顯下降,林、牧、漁業比重顯著提高。農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85.9%下降為2008年的48.4%,下降了37.5個百分點。林、牧、漁業所占比重分別由1952年的1.6%、11.2%和1.3%提高到2008年的3.7%、35.5%和9.0%,分別提高了2.1、24.3和7.7個百分點。種植業內部結構調整進展明顯。糧食、經濟作物和其它作物種植面積比由1952年的89.2∶9.0∶1.8轉變為2008年的68.3∶27.8∶3.9,經濟作物種植比重明顯提高。畜產品構成中,豬肉占肉類總產量的比重由1952年的94.2%下降到2008年的63.5%;牛羊肉則由1979年的5.74%上升到13.6%;禽肉等也由1985年的5.80%上升到了22.9%。禽蛋、牛奶等的產量快速增長,在畜產品中的比重也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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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品質結構大為改善。農產品品質結構從單純追求數量的增加,逐步向優質高效方向發展,主要農產品良種覆蓋率和優質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據農業部初步統計,2008年我國水稻、小麥、玉米、大豆優質率分別為74%、68%、51%和72%,其中,水稻、小麥、玉米的優質化率比2001年分別提高了38.9、19.5、24.9個百分點,大豆優質率比2002年提高了24.1個百分點。農業生產更加注重生態產品的開發,全國安全農產品已初步形成了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三位一體、整體推進”的發展格局。在漁業方面,精養以及高附加值海淡水產品養殖得到大力發展。
農業生產區域布局明顯優化。主要農產品生產向優勢產區集中的格局逐步形成。目前全國已經形成東北的大豆、玉米帶、黃淮海地區花生、小麥帶、長江流域油菜帶、新疆棉花產業帶。2008年,棉花、小麥、大豆、油菜籽、玉米產量前5位的省區占全國產量的比重達79.7%、75.3%、66.5%、63.4%、53.3%,分別比1981年提高21.8、19.4、8.1、3.4和4.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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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8年,棉花產量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新疆、山東、河南、河北、湖北;小麥產量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河南、山東、河北、安徽、江蘇;大豆產量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黑龍江、內蒙古、安徽、吉林、河南;油菜籽產量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湖北、四川、安徽、江蘇、湖南;玉米產量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吉林、山東、河南、河北、黑龍江。
三、工業結構實現了從門類簡單到齊全,從以輕工業為主到輕重工業共同發展轉變,從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導向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共同發展的轉變
建國初期,我國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門類不全。工業整體水平基本上處于手工作業狀況,根本談不上工業化和工業體系。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工業結構極為簡單,生產水平極為低下。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尤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重大產業政策和專項規劃,對工業經濟內部結構進行了多次重大的調整。從“輕紡工業優先”、促進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到“優先發展基礎工業和高技術產業”,再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整體工業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顯著提高,工業結構基本實現了從結構簡單到門類齊全,從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為輔到輕、重工業基本協調轉變,從勞動密集型工業主導,逐步向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共同發展的轉變。
建成了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建國之初,工業部門比較單一。經過60年的建設,工業行業發生根本性變化。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石油加工、化工、機械、建材、輕紡、食品、醫藥等工業部門逐步發展壯大,一些新興的工業部門如航空航天工業、汽車工業、電子工業等也從無到有,迅速發展起來。目前我國已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的全部工業門類我國都有。一個行業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已經形成。
輕、重工業關系逐步趨于協調。從建國初期至1978年,由于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和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工業發展片面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在重工業內部又片面強調“以鋼為綱”,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衡。工業總產值中,輕、重工業的比重分別由1952年的64.5%、35.5%變為1978年的43.1%和56.9%。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家對積累與消費、生產與生活等各方面關系的調整,輕工業發展步伐加快,工業結構嚴重重型化的傾向得以扭轉。到1995年,輕、重工業比例調整到了47.3:52.7。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工業內部結構向更高層次的演進,以機械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汽車制造業、航空航天工業及建筑業為主體的重化工業的加快發展,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結構高度,消費品加工主導型結構開始逐步向重化工業主導型結構轉變。2008年,輕、重工業比重分別為28.9%和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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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術產業蓬勃發展。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緊緊把握當今世界經濟走勢和未來市場需求,出臺和實施了一系列科技體制改革重大方案,加強對技術引進、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方向的宏觀引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促進了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有力地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1995-2008年,全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7.0%上升至9.6%。目前我國部分工業產品生產技術和質量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一些高技術產品在國際上居領先地位。裝備技術水平和國產化率穩步提升。1000萬噸煉油設備國產化率已經達到90%。30萬噸合成氨和52萬噸尿素成套設備實現了國產化。火電設備已由亞臨界參數向超臨界、超超臨界參數升級,水電設備生產技術由單機容量30萬千瓦提高到70萬千瓦,50萬伏直流輸變電設備實現了國產化。日產4000~6000噸規模生產線的裝備國產化率達到90%。一些電解鋁、銅冶煉、鉛冶煉、鋅冶煉等的生產工藝已經逐步跨入世界先進行列。“神舟”載人航天飛船的成功發射,更是集中顯示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
企業組織結構明顯改善。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經濟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現象比較普遍。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實施“抓大放小”的戰略,行業集中度逐步提高,形成了一批有帶動力、影響力的大企業集團,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企業組織結構的優化。到2008年,大型工業企業集團擁有資產162475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資產的55.8%;實現營業收入128283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40.9%;實現利潤總額9127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46.8%。
四、服務業結構基本實現由以傳統服務業為主到傳統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共同發展相互促進轉變
建國初期,我國服務業異常凋敝。交通運輸網絡近乎癱瘓,郵政通信網點稀少,市場商品嚴重匱乏,金融、家政、旅游等服務行業近乎空白。隨著經濟的恢復,服務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總體發展緩慢。在服務業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傳統服務業占居主要地位,金融保險、房地產、社會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領域”的活動發展受限。1978年,批發和零售業占第三產業的比重為27.8%,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第三產業的比重為20.9%,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所占比重分別僅為5.8%和7.3%。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大量服務職能開始從政府、企業和事業機構內部逐步分離出來,擴展了社會服務需求。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服務業的需求不斷向多樣化方向發展,各種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現代服務業應運而生,快速發展。
2008年,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9.2%和13.8%,比1978年分別下降了8.6和7.1個百分點,金融業、房地產業所占比重為14.0%和10.6%,分別比1978年上升6.1和1.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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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配結構實現了從絕對平均主義到以按勞分配為主、資本和技術等收入為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由于長期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企業和居民三者分配關系表現為“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個人得小頭”。分配上提倡高積累,居民收入分配實行計劃工資級別制度,呈現單一化、固定化和平均化的特點。“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問題普遍存在。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把改革分配關系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對分配關系和分配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激發了各類企業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分配結構實現了從絕對平均主義到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轉變。
國家、企業和居民三者分配關系逐步調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分配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調整,農村實行“繳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實行“放權讓利”的“經營責任制”,同時采取多種放開搞活的措施,促進個體、私營、外資經濟的大發展。國家、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初次分配關系從1978年的33.9%、11.1%和55.0%變為2007年的24.1%、18.4%和57.5%。30年間,國家收入比重下降了9.8個百分點,企業收入比重上升了7.3個百分點,居民收入比重上升了2.5個百分點。
由單一的勞動參與分配向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轉變。改革開放前,與我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相對應,在分配形式上,全民所有制企業、機關和事業單位以及城鎮集體企業都實行工資制;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工分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逐步變化,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制度逐步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在城鎮地區,居民收入來源由單一的工薪收入轉為工薪收入、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等多種報酬形式共存。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中,工薪收入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2.6%降為66.2%,下降了23.9個百分點;個體經營勞動者收入從無到有,2008年占8.5%;財產性收入占2.3%,1981年僅占0.5%;轉移性收入占23.0%,比1964年提高22.6個百分點。在農村地區,隨著農村經濟中第二、三產業比重的提高,以及農民大量外出務工,工資性收入逐漸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2008年工資性收入占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18.1%提高至38.9%,提高了20.8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性收入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74.4%下降至51.2%,下降了23.2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持續增加,2008年占3.1%。
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不斷完善。改革開放前,我國長期實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統一的社會保障政策。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僅局限于城鎮地區,重點是國有企業。它實際上是一種“企業保險”制度:生老病死均由企業包攬下來。由于基本沒有失業,所以就不存在失業保險。在農村,醫療保障實行的是集體合作醫療制度。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對這種傳統的“企業保險”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從“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到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的“兩個確保”,從國有經濟部門的“應保盡保”,到“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30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完善,保障覆蓋面及保障水平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實現了從“普遍福利”向“社會保險”轉變、從“企業自我保障”向“社會互濟”轉變、從“職工福利導向”向“居民福利導向”轉變。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從1989年的5710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21891萬人,5595萬農民參加了農村養老保險。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數從1994年的400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31822萬人。
六、所有制結構實現了從單一公有制經濟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歷史性轉變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中,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1978年,公有制經濟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達到100%。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及所有制理論認識的重大飛躍,非公經濟的地位逐步得到確立,公有制經濟含義和主體地位以及實現形式日漸明晰,國有經濟經過“放權讓利”、“承包責任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實現了從絕對壟斷到合理布局的戰略性調整,非公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我國所有制結構實現了從國有經濟的一花獨放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轉變。
公有制經濟得到發展壯大,資產規模不斷增加。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基本上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構成的單一公有制結構。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數量占24.0%,工業總產值中占77.6%;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數量占76.0%,工業總產值占22.4%。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數量雖然有所減少,但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卻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不斷發展壯大,資產規模不斷增加。2002-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從89095億元上升至158188億元,年均增長12.2%;主營業務收入從47844億元上升至122617億元,年均增長20.7%;利潤總額從2633億元上升至10795億元,年均增長32.6%。2003—2007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000億元的從17戶增加到44戶,營業收入超過1000億元的從9戶增加到27戶,利潤總額超過100億元的從6戶增加到19戶。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中,中央企業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一批中央企業不僅是國內行業排頭兵,在國際市場上也有很強影響力。
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資本集中度提高,主導地位突出。目前,中央企業80%以上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工業等行業和領域,企業戶數由196家調整減少到138家。2007年,在石油天然氣開采、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現價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占比重分別為96.9%和90.8%,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占75.5%,煤炭開采和洗選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分別占63.3%和66.8%;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基礎性和支柱性產業領域,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產值所占比重分別為49.8%、42%和32.2%。
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正逐步多樣化。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在反復摸索和實踐中不斷地涌現出來,比如合作經濟、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各種混合所有制經濟,還有近年來興起的勞動者社會保障基金等社會財產組織形式。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也逐步多樣化,國有企業通過以公司制改組為核心的企業制度改革,實現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在這個過程中,企業中單一的所有制形式減少,混合所有制經濟大量增加,并逐步成為主導形式。與此同時,混合所有制自身的具體組織形式也更加多樣化和復雜化。
非公經濟得到迅速發展。30年來,非公經濟獲得大發展。從數量看,2007年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為2741.5萬戶,私營企業551.3萬家,分別比1992年增長0.8倍和39.1倍。在規模以上工業中,非公企業數量達30.3萬個,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90%。其中,私營企業達到177080個,占企業總數的52.6%;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達到67456個,占企業總數的20%。從創造的產值看,2007年規模以上非公企業工業總產值所占比重為68%。其中,私營企業占23.2%,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占31.5%。從就業看,2007年,城鎮國有和集體單位從業人員僅占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24.3%,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城鎮從業人員幾乎全部集中在公有制企業。
七、城鄉結構實現了從城鄉分割到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由于傳統的計劃體制和嚴格的戶籍制度的藩籬,城鄉之間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工農業產品不能平等交易,城鄉之間處于嚴格的分割狀況。
改革開放以后,城鄉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一方面,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小城鎮建設的加速推進和戶籍管理制度和改革,促進了城鄉經濟相互交融和工農業產品交換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打破了城鄉間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的隔離,為解決城鄉分割,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扎實推進,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機制的逐步形成,對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發揮了重要作用。
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改革開放前,由于人口就業壓力巨大、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等方面的現實國情,城鎮化進程緩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經濟,尤其是大城市、城市群在社會經濟中的影響力逐步擴大,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1949-2007年,城市數量由132個發展到655個,其中,轄區人口在200萬以上的城市由3個增加至36個;100-200萬人口的城市由7個增加至64個;50-100萬人口的城市由6個增加至118個,5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由134個增加至418個。城市人口比重明顯上升。大量的鄉村人口由農村向城市轉移。1950-2008年,全國人口增長了1.45倍,而城鎮人口增長了9.52倍,鄉村人口僅增長了49.0%。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2008年的45.7%,上升了35.0個百分點,年平均上升0.59個百分點。鄉村人口所占比重由89.4%下降到54.3%。三是小城鎮發展呈現新局面。1978年全國建制鎮2173個,2008年達19249個。小城鎮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城鄉分割的體制,促進了城鄉融合、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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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建設穩步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大為改善。我國農村公路里程由1978年的59.6萬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324.4萬公里,增長了4.4倍。全國通公路的鄉(鎮)占全國鄉(鎮)總數的99.24%,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國建制村總數的92.86%。2007年,鄉村辦水電站發電能力1366.6萬千瓦,是1978年的6.0倍;農村用電量5509.9億千瓦小時,是1978年的21.8倍。2008年,通郵的行政村比重已達98.4%,比1983年提高1.9個百分點。電話機、移動電話和計算機等信息化設備在農村普及的速度明顯加快。2008年農村固定電話年末用戶達10881.0萬戶,是1978年的159.2倍,已通電話的行政村比重達99.7%,平均每百戶擁有電話機67.0部、移動電話96.1部、計算機5.4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正在逐步形成,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在逐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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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區域結構實現了從低水平不協調到各具優勢、協調發展轉變
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為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薄弱、沿海與內地布局畸重畸輕的格局,同時鑒于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的需要,我國工業布局著力由沿海向內地推進,主要強調“三線建設”,謀求改變生產力布局過度東傾的狀況。
改革開放后,按照“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充分利用東部優勢,實現了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為逐步解決我國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90年代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相繼作出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決策,有力地促進了廣大內陸地區經濟的加快發展,使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區域間共同繁榮、協調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
東部沿海地區得到長足發展,成為帶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核心區和增長極。2008年,東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54.3%,比1978年上升了10.9個百分點;全部工業總產值占全國64.1%,比1978年上升了14.2個百分點;進出口總額占全國87.7%,比1978年上升了13.3個百分點。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東部地區在體制創新、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方面,也走在全國的前列,對其他區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示范和激勵作用。
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后勁勃發。近幾年來,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均接近或快于東部地區。從生產總值增速看,差距在逐步縮小。1999-2008年,中部地區GDP平均增長11.2%,西部地區增長11.4%,東北三省增長11.2%,東部地區增長12.3%。其中,2005-2008年,中部地區增長13.0%,西部地區增長13.3%,東北地區增長13.2%,東部地區增長13.3%。從投資、消費和進出口貿易增速看,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大多數指標增速已經接近或快于東部地區。1999-2008年,中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22.5%,西部地區為21.7%,東北三省為23.6%,分別比東部地區增速高4.9、4.1和6.0個百分點。2008年中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比重為21.7%,比1999年提高4.1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占21.3%,提高2.9個百分點;東北三省占11.2%,提高2.9個百分點。
區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加強。全國已建立了上百個不同規模、不同層次、不同覆蓋范圍的區域合作組織。在區域合作框架下,企業的主體地位不斷強化,政府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加強,區域合作機制不斷創新,整體上正在向寬領域、全方位的合作與相互開放階段轉變,合作的領域和重點已拓展到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產業結構的整體布局、對外貿易政策和行動的統一安排、跨區域基礎設施的共同規劃與建設,乃至地區經濟社會政策的相互協調等諸多方面。近年來,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規模逐年擴大,中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各項社會事業得到大力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得明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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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21 17:48 上傳
總之,建國6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充實調整優化中明顯升級,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整體效益和國際競爭力。但同時也應看到,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矛盾仍然非常突出,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后;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等,結構調整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黨的十五大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我們要牢牢把握好結構調整這條主線,密切跟蹤國際產業結構變化的新動向,努力推動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著力解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以結構調整推動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中加快結構調整,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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