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奶牛村危機

金峰

作者：王璽    文章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不掙錢，還搭錢。”霍建銀這樣總結奶牛村的生活 《望東方周刊》記者王璽 | 內蒙古、北京報道 奶農霍建銀心急如焚，圣元奶站已經連續7天沒收奶了。 “這就是今天退回來的牛奶，”指著地上兩大桶60公斤牛奶，霍建銀一籌莫展。牛奶桶的蓋子開著，奶皮上漂浮著一些黑色顆粒。 “有些人家這7天都被拒收了三四次。” 霍建銀家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四郎村。從2月份開始，村里的100多戶奶農就沒有拿到奶款， “100來戶，95%的都在外面賒料。100元一袋的飼料就成了110元。”霍建銀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烏蘭霍圖勒村的情形和這里一樣。村里鮮奶日產量1噸。春節前，村民家的牛奶通過奶站交給伊利，交了不到1個月時間停了。奶站3月份又和圣元公司簽了合同，2個月來，停收的時間就有1個半月。“這已經有10來天沒收了。”5月24日，村長夏國成告訴本刊記者。 牧草返青時節，內蒙奶牛村仍未走出奶業危機以來的“寒冬”。 據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廳2009年2月末統計數據顯示，伊利、蒙牛收購范圍內，從元月份起牛奶價格每公斤下跌0.1元，散戶奶價每公斤2.4元、養殖小區2.6元、規模養殖場3.5元。奶牛養殖最有競爭優勢的呼倫貝爾市的奶牛飼養和鮮奶生產形勢更糟糕，三元、雀巢收購范圍內，呼倫貝爾市奶價每公斤只有0.8元，個別地區甚至達到0.40元／公斤。呼倫貝爾全市乳品企業累計拖欠農牧民奶資達10370萬元。 “當奶產品的消費市場產生波動時，作為獨立的乳品企業不能保護牧民的利益只是一個表象，問題的根源還在于奶牛村的制度建設上。”內蒙古社科院研究員傲仁其說。 政策造村 “圍封轉移”制造了一大批奶牛村。 “圍封轉移”就是把牧民從生態嚴重退化的草原搬遷出去。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蓋志毅向本刊詳解了政策出臺的緣由：這項政策發軔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1999年至2001年，連續3年嚴重旱災，使相當一部分牧民失去基本的生產生活條件。2001年錫盟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9年的2236元下降到1823元，農村牧區貧困人口由“八七”扶貧攻堅結束時的5.2萬人增加到24.2萬人，占農牧業總人口的41.3%。錫盟政府決定實施“圍封轉移”，把生態嚴重退化，占總草場20%~30%面積內的牧民整體搬遷出來。 政策設計構想，是要通過集約經營，解決牧民生產生活問題，實現生產、生活、生態三贏。“2002年起 ，‘圍封轉移’逐漸成為內蒙古草原生態建設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蓋志毅說。 牧民以嘎查(村)為單位，被整體搬遷，在城郊進行集約化的奶牛養殖業。 各地政府投入巨大財力支持這項生態移民工程。奶牛村都按照統一模式和標準建立。首先是“五通”工程，即通水、通電、通路、通電話、通電視；其次為農民修建標準住宅，每戶2間磚瓦房(約60平米)一個棚圈；由政府協調貸款并統一采購奶牛，首次按戶均2頭分配。 奶牛村伴隨著“圍封轉移”大行動蓬勃發展，奶牛數量由2001年的50萬頭激增到2008年的300萬頭。僅錫林郭勒盟就有十多萬牧民成為奶牛村的奶農。 2003年，霍建銀一家從烏其敖包(音)被搬到四郎城。 奶牛村其他100來戶村民，也是6年前從伊日旗(音)等3個地方搬來的。 “不掙錢，還搭錢。” 6年后，霍建銀這樣總結“圍封轉移”后的生活。 他向本刊記者簡單算了一筆賬：兩間房，個人掏2000元。2003年，政府采購分配兩頭奶牛，自己共花1萬元(每頭5000元)，2.4萬元余款由政府協調貸款。 此外，每年夏季需返回40公里外的原住地草場拉草。拉一回草至少得用20升油。飼草不夠，還要添加青儲玉米、精飼料等，去年光飼料費就花了1萬元。 “除了這個房子，什么都是人家的。”霍建銀說，為了讓奶牛多產奶，每年還得花錢租一個活動草場，去年6頭牛場地費1.2萬元。一頭牛一個月的費用50元(干旱時80元~100元)，租期4個月。買奶牛的貸款也是去年才還完。 “我們再好的房子，再好的棚圈，沒有一分拆遷費。 ”霍建銀說，“五通”沒通夠也就算了，可當初答應的10畝青儲地和500畝活動場，到現在都沒兌現。 “ 1斤牛奶(1元)買不回1斤料，料貴奶賤。”霍建銀長嘆，“孩子打工，給點面錢。”霍建銀的妻子插話道。 傲仁其的調查顯示，政策的設計，讓內蒙古因移民搬遷而興建的奶牛村境況相同。 “奶農飼養5~6頭奶牛，才能達到中等收入。而移民村大多數牧戶將原有牲畜全部賣掉的積蓄不過一兩萬元。 大多數奶牛村牧戶的兩頭奶牛中，有一頭奶牛是靠銀行貸款購買的。近幾年連續干旱、牧民收入普遍下降，奶牛價格和貸款量年年增加，牧民生活非常困難。” 飼草之憂 “在內蒙草原牧區，養奶牛相當難。”內蒙古社科院牧區發展研究所的韓成福告訴本刊，這是草原牧區的氣候和自然條件決定的。內蒙的夏季只有4到5個月，七八個月是不長草的季節。 “引種入牧”是當時奶牛村建設的宏觀指導思想，按照規劃，一家一戶要種植10畝高產飼料地。 “這種政策導向缺乏科學依據。”傲仁其說，牧區生態系統的基本屬性就是缺水。沒有水，高產飼料地根本不產。 錫盟白旗和西蘇旗等地的奶牛養殖村，牧民最終被迫放棄辛辛苦苦開墾的4000多畝高產飼料地。傲仁其認為，開墾又造成了新的生態破壞。 而一些就近轉移的牧民，雖被允許回原草場打草，但近年來產草量一再減低。許多牧民反映，一畝草場，豐年最多能打兩捆草((25斤/捆)。 “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內蒙古草原的產草量已經下降30%~50%。”內蒙古師范大學地理科學院教授海山向本刊提供的數據證實了這點。 舍飼半舍飼(圈養)方式下，一頭奶牛一年除了青草外，還需要添加4畝青儲飼料或7畝左右的玉米秸稈。 海山介紹，有關調查顯示內蒙古地區現有食草牲畜全年共缺飼草66.05億公斤，短缺率為18.7%；在33個牧業旗中有28個缺草量在20%以上，其中有2個旗缺草量達40%以上。 “草畜雙承包”后，沒有多余的草場分給移民。奶牛村靠購買草料維系再生產。 從2004年下半年起，飼草的價格開始上漲，去年一斤草漲到0.6元。 “目前飼草支出已經占到奶牛養殖總成本的60%~70%。”韓成福說。 奶牛村的期待 傲仁其認為，移民整體搬遷，從事集約化的畜牧業生產(奶牛業)，就必須有能夠對畜牧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提供物資供給等支撐的組織系統和一個好的經營組織制度加以保障 ，比如穩定的飼草飼料供給基地，奶源的收購。 但更多的旗縣政府，在建設中只重視移民區的“五通條件”。 內蒙本地學者調查顯示，內蒙300萬頭奶牛中， 有80%屬于奶牛村散戶飼養。靠政策增加的奶牛和奶牛村，由于缺乏穩定的飼草供應，其養殖成本居高不下。 “2007年，內蒙古散戶奶農的收益很低，平均每頭奶牛的收益才685.89元，比吉林省散戶奶農的收益低3887.64元。而內蒙散戶奶農每頭牛成本占產值比重高達93.27%，比吉林省奶農高37個百分點。”韓成福說。 高成本還導致了畸形奶業價值鏈的形成：養殖、加工、流通3個環節中，內蒙奶牛養殖環節的投入占整個產業鏈的75%，而利潤分配比例卻是1：3.5：5.5。 “當時賣牛、賣馬、賣羊的5萬元來這里全賠光了。”四郎城奶牛村一位村民告訴本刊記者。 “行政指令模式違背了生態、經濟規律。” 蓋志毅說，他對生態移民后形成的奶牛養殖村的調查顯示，舍飼圈養后養殖成本增加是牧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些奶農把退回來的牛奶做奶豆腐，“十四斤半牛奶做一斤奶豆腐，1斤賣10元，怎么都虧本。”夏國成說，成惡性循環了，交不了奶，不敢喂太多料，喂得少，牛要生病。 “買奶牛的貸款，3年還不上就要算利息了，現在是9分多的利。還有好多人的貸款都沒還。”霍建銀說。 “去找政府，政府說先回去吧。”除了等待，奶農們別無選擇。 然而令許多內蒙學者更為擔憂的是： “奶業危機并沒能阻擋新奶牛村的建設，一切仍然按慣性推進。” 2008年整體禁牧后，等待寶力格拉嘎查牧民選擇的還是養牛小區。嘎查距錫林浩特市15公里， 有100多戶牧民。 “已經有40多戶搬到養牛小區了。” 寶力格拉嘎查牧民薩其日拉圖告訴本刊，等房子全部蓋好后，其他人也要搬去。 薩其日拉圖不打算去奶牛小區。“我這個年齡不適合養牛，”32歲的薩其日拉圖說，“養牛把人捆得死死的，別的什么都干不了。養少了不掙錢，養多了沒有人手。” 薩其日拉圖要去養羊。2008年底，他和同嘎查6戶牧民合伙辦了一個育肥合作社。育肥合作社打算飼養本地人喜食的羯羊(成年羊)，并按當地人的傳統方式屠宰加工販賣。 6戶人家都拿自己的草場和以前的羊羔入股，作為合作社啟動資金。等待讓他焦慮，合作社申請的30萬元，還沒有批下來。這筆錢要用來買羯羊，作為合作社的育肥羊源。 雖說這幾個月只是加工屠宰，但收益比去奶牛村的牧戶要好。沒有步入正常軌道的合作社，讓薩其日拉圖看到了希望。 “產業選擇一定要多樣化。”傲仁其呼吁。 對于奶牛村的未來，蓋志毅認為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調整，“一下子扭轉，會造成更大的混亂。”通過市場的引導，讓奶農尋找新的生產和合作方式。 “20多頭牛，100來只羊，隨便賣一點都能生活。”霍建銀懷念過去的生活。而他現在能做的就是每天去奶站打探，等待奶站收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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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掙錢，還搭錢。”霍建銀這樣總結奶牛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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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業公司收奶就是不漲價，就是要把散戶逼死，逼進新建的牧場，他們才能放心、穩定的收奶，農民，可憐的農民。只好犧牲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