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視三農問題具有全球意義

和興

日本一家主流媒體近日載文說，在日本人看來，中國最優先的政策課題應當集中在為保持高速增長所必須的工業、金融和財政領域，但從2004年至今中國連續6年發布以農業為主題的一號文件，足見中國領導人對農業問題的重視。文章認為，解決關系到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三農問題，具有"全球意義"。日本《選擇》月刊4月號就此刊發一篇題為《"農村改革"掌握中國的命運》的文章，要點如下：
　　2009年2月20日，斷橋鎮壩陵村村民楊鵬查看種植的龍雪草的長勢。新華社記者黃勇攝
　　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國務院發布的"一號文件"作為中國農歷新年之后出臺的第一條施政方針揭示了這一年領導班子最重視的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是確保中國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增長的基礎。與往年一樣把一號文件的主題確定為農業，似乎只是擺出了重視農業的姿態，透露出一種政治上的惰性，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因為經濟的凋敝和政治的差距造成的不滿已經令一些農村地區成為了影響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
　　"土地所有制"改革破冰
　　對于中國政府來說，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雖然從2004年起就把"三農問題"確定為一號文件的主題并實施了大膽的改革，但農民的不滿情緒依然很高。改革廢除了對農民生活造成最大影響的農業稅。中國的農業稅也被稱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稅種。從這個層面上說，廢除農業稅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此外通過放寬流通領域的限制、允許民間的中間商從農民手里收購玉米等作物以及提高政府收購價等措施也為農民增收作出了貢獻。事實上，近年來農村地區的收入增幅一直是高于城市的。
　　但是，這種徹底的農業改革并沒有消除農民的不滿和擔憂。一個遺留下來的重大問題就是土地所有制。許多日本人沒有認識到的是，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城市與農村截然不同的城鄉二元體制。城市的土地全部歸國家所有，但是企業或個人可以獲得30年、50年的使用權，而且使用權是可以買賣的。這種買賣基于市場機制，地段好的土地自然價格就高。但是農村的耕地則屬于集體所有制(也就是歸地方政府所有)，農民無法買賣使用權。
　　結果城市里出現了因買賣土地使用權而暴富的房地產開發商，而在農村，農民在失去自己耕種的土地時只能獲得數量微薄的補償金。
　　去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七屆三中全會。每一屆三中全會往往會作出一些重要的決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而去年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強化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明確了農民對于土地的權利，允許農民買賣土地使用權，確保土地出讓金能夠落到農民手中。這在中國被稱為"同地同權"。
　　農業戶籍向城市戶籍轉變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寬，縮小城鄉差距的改革措施正在推進中。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可以說是在土地制度上減小城鄉差距的一個開始。反過來說，農村與農民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2007年6月28日，江西銅鼓縣溫泉鎮祿田村李傳星(左一)等農民在領取當地農村信用社辦理的住房貸款證。
　　"潛在市場"具全球意義
　　農村經濟的活躍將維持住經濟的高速增長。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實現了沿海地區吸引外資、建立出口型產業和擴大就業、提高人民收入的目標，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并且擁有了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是出口型增長模式造成了中國同美歐的貿易不均衡以及人民幣的升值，在經濟增長出現不確定因素之際又遭遇到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襲擊。中國的出口從去年11月開始出現了同比負增長，今年2月25.7%的降幅則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差紀錄。
　　對于中國政府來說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不知何時才能恢復的外需上，而是要把內需轉變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出口低迷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和工廠倒閉的沿海地區難以有所作為，人們的期望正在向內陸農村地區轉移。在"家電下鄉"政策之后，中國政府又馬不停蹄地出臺了"汽車下鄉"政策，以求激活農村的需求。
　　經濟危機使全球的工業制成品需求下滑了30%左右。與陷入金融危機泥潭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超過8億的農村人口作為一個潛在的市場對于整個世界經濟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甚至成為了G20峰會上的論題。此前對于全球經濟或者日本經濟來說，中國的農業僅僅對于大豆、小麥等糧食價格有所影響。但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并且給整個世界帶來影響的時代正在一步步到來。
　　(日本《選擇》月刊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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