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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惡之花是如何培育的？

馬 宇

三鹿事件，似已蓋棺論定。這個曾經的中國乳業巨頭、著名品牌、高科技企業，背負著數以萬計的受害嬰幼兒的良心債，在億萬人的唾罵聲中轟然倒塌。企業破產，相關高管和官員被追究法律、行政責任，事件引起了國人對產品質量的高度重視，直接催生《食品安全法》，按我們的一般思維，事情也就這樣了吧，殺人不過頭點地。
但我卻不這么想。這畢竟不是一般的殺人，造成30萬嬰幼兒生命傷害甚至更廣范圍內人群傷害的大規模食品安全事件，持續時間長達數年之久，涉及幾乎中國所有的著名乳品企業，絕不是一個偶然事故，而具有必然的環境制度因素。不深入挖掘內在原因，就不可能消除這些因素，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永遠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我們全體國民就將繼續被不安全食品毒害著。
雖然由于各種原因，大量信息被屏蔽或根本沒有發掘，但我們依然可以依據現有的信息和我們自己的切身感受，來看一下三鹿惡之花是如何培育出來的？
首先，當然是政府管理部門的瀆職和放任。難以想象，如此大規模的、普遍的、長期的行業集體投毒事件，那么多的相關政府部門（從后來的行政問責看，起碼涉及質檢、農業、衛生、工商、食藥檢和地方黨委、政府）竟然都沒有覺察，更談不上采取任何措施！于是我們看到，即使連續有嬰幼兒受害，消費者和媒體對三鹿奶粉已經產生了強烈質疑，可質檢部門給出的依然是三鹿產品質量合格的報告。事件被揭露后，從企業到政府主管部門，眾口一詞就是“沒有關于三聚氰胺的檢驗規定和標準”。但兩個事實就可證明政府管理部門的瀆職：
一是國內已有媒體（如《南方周末》2007年1月5日“可怕的牛奶”）揭露牛奶造假已成普遍現象，眾多政府管理部門為何卻一無所知？或者知道了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二是2007年初，中國出口美國動物飼料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國家質檢總局為加強對出口飼料及寵物食品的檢驗監管，出臺新規定，從2007年5月15日起這類產品生產企業需經檢驗檢疫部門注冊方可出口相應產品，且在出口報檢時需注明產品用途，出口用途為動物飼料或人類食用(包括原料及其添加劑)的，不得違規添加化工原料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質。而與此同時，已有多方面證據證明三聚氰胺在國內被普遍添加在了飼料和食品中，質檢總局既然對出口飼料和寵物食品都要嚴查三聚氰胺，為何對于危害更烈的國內情況卻漠然置之？
前幾年我曾做過進出口商檢調查，撰寫了《我國進出口商檢研究報告》，強烈質疑把大量質檢資源用于出口商檢（涉及3300多種商品、近一半的貨物出口批次和每年數千億美元的出口額），而疏忽國內質檢和進口商檢（國際上剛好相反，如日本出口與我國差不多，但出口商檢僅很特殊的十幾種產品），并且出口產品和國內銷售的質量要求標準也不一致，把自己國民置于二等位置，更是荒唐之至！出現這種狀況的根源，就在于國民對權力部門毫無約束力和在此體制框架內無限膨脹的部門利益擴張和官員尋租沖動。顯而易見，對出口產品進行商檢是一種權力（雖然打著保護中國出口產品聲譽的名義，美其名曰“維護中國制造形象”）），縱容國內偽劣產品盛行同樣也是一種權力（有利益就放行，否則即使質量合格也刁難），而管好國內產品質量卻是一種責任！結果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有大量行政資源用于重復出口商檢，替外國人把關，而國內質檢卻一塌糊涂。我們不禁要問：內銷和出口，難道不都需要達到一定質量標準嗎？外國動物不能吃的，難道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吃嗎？國內產品質量控制不好，難道出口產品質量就能獨善其身嗎？國內產品質量問題多多，能在國際市場樹立“中國制造”的良好形象嗎？國內產品質量控制才是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的基礎啊！這本是常識性問題，也是一國政府行政的基本取向問題，為什么我們長期錯下去絕不思改？除了權力、利益因素，還能有其他解釋嗎？
從嚴厲禁止出口飼料和寵物食品添加三聚氰胺到三鹿事件爆發之時，長達16個月的時間里，質檢部門居然都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至于國內奶粉質檢中連三聚氰胺這項檢測指標都沒有，使眾多消費者因此受害，政府管理部門如此玩忽職守，不是嚴重的犯罪嗎？！
令人不解更且悲哀的是，至今為止 ，我們只看到了那些責任官員被處以黨紀、行政處分，卻沒有一個受到法律追究。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難道三鹿事件中的瀆職官員，還達不到適用標準嗎？果真如此，這法律可真讓人無語！
其次，是媒體監督的缺失，乃至某種意義上的助紂為虐。雖然在毒奶粉曝光之前，也有媒體注意到了問題牛奶，但聲音極其微弱，完全被淹沒在了政治正確的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頌揚中了。其中最典型而且頗具黑色幽默的例子莫過于央視專題節目《1100道檢測關的背后》。
正是在國際上出現了對于中國制造的質量質疑的情況下，我們國內媒體開始反擊了。2007年9月2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每周質量報告》播出了“中國制造”特別節目首集--《1100道檢測關的背后》。央視記者“眼見為實”，對三鹿嬰幼兒奶粉從奶牛飼養、原料采購到生產過程進行了詳盡調查，“展示了中國嬰幼兒奶粉標桿企業——三鹿集團過硬的產品質量和科學、嚴謹的過程管理”。經過10多天的調查和“仔細計算”，“三鹿嬰幼兒奶粉用國際先進的全日糧飼養技術飼養的奶牛，產出的鮮牛奶，經過冷鏈儲運、原料檢測、添加營養素、殺菌濃縮、噴霧干燥、包裝檢驗等一系列環節，經過1100項檢驗檢測后，才最終出廠運往全國各地”。央視記者由此感慨：“這1100多道檢測關不僅讓我們見識了我國大型乳品生產企業在生產設備、工藝和技術方面，趕超國際先進水平所取得的成績，更為重要的是，從這當中，我們感受到了我國大型食品企業質量意識的進一步提高，感受到了企業對產品負責任的態度和對消費者的尊重”。
此時再來看這樣的報道，真讓人憤怒而且悲哀。假如我們要在國際上樹立中國產品形象，宣傳對象應是境外消費者才對，忽悠國人干嘛呢？針對中國消費者對企業和其產品進行如此贊揚，無助提高國外消費者的認知水平，而只會增加國人的盲從之心。結果我們已很清楚了：國人固然受害，也在國際上極大損害了中國制造的聲譽，事件曝光后國外立即禁止進口中國乳制品，并且更影響到對其他中國產品的信心。
我們的主流媒體，都有著崇高的行政級別，是黨和國家的喉舌，其信用支撐來自于國家、黨和政府，如此背景，消費者當然信任有加。雖然《每周質量報告》從監督轉向表揚受到質疑，但其中的利益取向卻是毋庸置疑的：監督只是為消費者負責，頂多有被監督者“公關”避免曝光，但卻可能惹來更大麻煩；而表揚在大方向正確以從根本上避免麻煩的同時，也會帶來顯而易見的利益：這樣的廣告平臺，無疑是性價比最高的了。所以就有“流言”稱，大受贊揚的三鹿回報也很豐厚，除每年數千萬的廣告投入外還另外支持了200萬元。至于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能決定任何事情嗎？甚至收視率都是無關緊要的—不信你不看央視還能看別的。
因此我們看到，直到問題已經極為嚴重，多個地區都出現了受害兒童病例，媒體在報道時仍不敢點出企業名字，最后還是一家地方報紙“冒著巨大風險”捅破了這層窗戶紙。毒奶粉蔓延如此之廣，三鹿事件后果如此嚴重，媒體監督失效難道不該承擔重要責任嗎？
可相比有關政府部門官員的被“處分”，沒有一家媒體為三鹿事件擔責，甚至沒有一家媒體向消費者和國民道歉！但這絕不意味著媒體可以免責，相反，更說明必須建立媒體問責制。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主流媒體都是國家或各級黨委、政府、部門屬下的“事業單位”，領導由組織任命，有行政級別，有財政撥款支持。它的地位和信用是國家和政府賦予的，與完全市場化的媒體全然不一樣。這種情況下，國人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這些媒體，但正因為如此，它們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行政和法律責任。否則，更多的三鹿在這樣的媒體監督環境里仍舊可以暢行無阻、春風得意。
但最后，最重要的，或許也是最不重要的，是我們消費者自身。反思整個事件，我們發現，消費者始終處于一個極為尷尬、被動的境地，或者說，只能扮演一個純粹的受害者角色！本來，經濟意義上的消費者同時也是政治意義上的公民，無論從哪個方面都是可以發揮決定作用以避免自己如此受害的，但結果卻是完全無能為力，只能任由侵害發生。或許這個問題非常復雜，以至于超出了本文討論的范疇，但起碼我們可從一個極小的角度—消費者意識和權益保護來看一下。
此處所謂的消費者意識和權益保護，并非是給消費者“一雙慧眼”，象某些官員、媒體諄諄教誨的那樣去學會“如何鑒別假冒偽劣商品”；而是從自我保護角度出發，如何創造一個對消費者自己更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既然我們無法約束有關部門盡忠職守為我們把關，既然我們不能要求媒體替我們全方位實時監督，既然我們每個人都囿于某些局限不可能成為所有產品的質量鑒定專家，那么，我們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我們手中的鈔票決定權，來為我們的消費安全創造盡可能有利的環境！即使做不到閉著眼睛消費都不用擔心質量問題，起碼有相對寬裕的自我保護空間。
毫無疑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充分開放市場，使同一種商品、同一種服務市場中有多個供給者，讓其充分競爭，這樣消費者的鈔票才會起決定作用，利用市場力量迫使商品和服務供應商以盡可能低的價格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商品或服務。或許有人會說，奶制品市場也是開放的、競爭的呀，不是有那么多企業在生產嗎？甚至正是因為競爭太激烈，各企業為了爭搶奶源、降低成本才導致了如此大面積的質量事件啊。
這實在是大錯特錯！實際上，這個市場絕不是充分開放、競爭的，因為若是如此，縱使政府主管部門監管失職、媒體監督失效，某些業內企業也會揭露行業黑幕，從而名正言順地打垮競爭對手，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這既可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本企業爭得良好聲譽，又可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何樂而不為呢？正常情況下，這本是競爭對手巴不得的啊！為何卻沒有一家企業站出來呢？即使迫于某些壓力，不敢公開身份，那匿名捅開黑幕總是可以的吧？不是說國外激烈的市場競爭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嗎？為什么在我國就恰恰相反，反而是“劣幣驅逐良幣”，有那么多企業認同行業“潛規則”，向下競爭，你壞我也壞，大家都使用有毒牛奶呢？這剛好證明，這個市場絕非所謂的充分開放競爭市場，而是一個扭曲的市場，是正常的市場競爭規律難以發揮作用的市場！
試想，假如這個市場是充分開放的，政府完全放開市場準入，只負責質量監管、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事項；假如我們不管是政府還是消費者，對待這個行業的所有企業都一視同仁，用同一種標準進行監管，用同樣的標準（質量、價格、服務）來決定消費，就是看得見的手不發揮作用了，或者起反作用了，看不見的手卻沒有失靈，還會出現這種狀況嗎？
三鹿事件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三鹿是個合資企業，高層知道出現質量問題后，新西蘭恒天然一方董事要求立即實行產品召回，但中方拒絕了。外方后來通過其母公司向新西蘭政府反映，新西蘭政府又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高層領導通報，也促成了事件的披露和解決。如果不是這樣，或許整個事件將會是另外一個版本？或許三鹿依然健在，依然享受著中國名牌等諸多榮耀，但消費者呢？
當然，我們不見得可以就此得出結論，說跨國公司比我們的企業具有更強的道德約束和法律意識；我們只需要明白，即使那些跨國公司是為了商業利益，是不是也對我們消費者有好處？每個企業都在法律范圍內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同時也可以使我們的消費者福利最大化？最起碼，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作假、作惡的成本會提高，難度也會加大，甚而至于不可能。
十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消費者缺失現象漫談》，對于消費者自身意識的模糊不勝唏噓；時至今日，也未見任何改觀。假如我們消費者連自己的利益在哪都不知道，又如何去保護自身權益？假如我們連自身的消費權益都不知如何保護，又如何能提升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培育出我們自己的民族名牌企業？看看我們在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案中表現出來的態度和取向，不能不讓人深深擔憂，果汁行業是否也有三鹿生存的土壤？
人人逐利，資本逐利，這無可厚非，且是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人人都有惡的因子，資本也有惡的因子，我們也承認。道德、規則、法律，就是我們創造出來制約這些惡的因子的。三鹿惡之花，源于人之惡、資本之惡，但所以能茁壯成長，并造成如此大的危害，卻是因為有了適宜的土壤、水分和陽光。不鏟除這些環境因素，三鹿惡之花還會在我國大地上繼續開放。

（2009年3月25日）
（注：此文部分已公開發表。遺憾的是，未公開發表的部分，卻是我以為最需要說的。唉，此等狀況，未嘗不是三鹿惡之花生存的土壤）

原貼發表時間：2009年03月30日

原貼發表地址：http://qzone.qq.com/blog/622006040-1238376543

asuar

呵呵
來看看
三鹿的事過去了
不過影響還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