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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430年前明朝時成書的《本草綱目》，記載了豬乳能治小兒驚癲、抽風;狗乳能治夜盲癥;還記載了羊乳的功能是“甘溫無毒、補寒冷虛乏、潤心肺、治消渴、療虛癆、益精氣、補肺腎氣和小腸氣”;其中對牛乳的描述最多，詩稱其為“仙家酒”。名醫李時珍的這首詩流傳甚廣，錄其原文如下： “仙家酒，仙家酒，兩個葫蘆盛一斗。 五行釀出真醍醐，不離人間處處有。 丹田若是干涸時，咽下重樓潤枯配。 清晨能飲一升余，返老還童天地久。” 詩文里提到的“醍醐”一詞，指的是按古法經若干復雜工序而制得的一種質地粘厚的發酵乳脂，但它具有雙重含義;至于成語“醍醐灌頂”的內涵，隨著歷史的變遷也有很大的變化。 一、關于“醍”字 “醍”和“醐”兩個字，右國評議文字里并不是同時一起產生的。 自東周初或春秋始，主出現了“醍”字，意為好酒，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周禮.天官.酒正》篇記載了古時釀酒業，對酒澄清的程序分為五個等級的細節：“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漢末學者鄭玄謂”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 西漢時戴得、戴圣叔侄整理孔子門徒的后代所留下的言論《禮記.禮運》里也有記載：“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粢醍”為紅色的酒。至今江南地區還有這樣紅色的米酒，味甘、有后勁。 可見“醍”字的本意與乳與乳制品無關。 二、關于“醍醐”一詞 “醍醐”作為一種食物或藥物的名稱，集中地出現在兩漢之后的許多古籍里。例如北齊中書令魏收編的《魏書》列傳第九十《西域》里面說到“悅般國”的人：“俗剪發齊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多面手飲食。”“悅般國”人特別在意毛發的清潔，用醍醐美發。 “醍醐”本是“胡人”的食物。由于唐朝時胡風尤為盛行，包括胡舞、胡帳、胡女、胡食等，有點像今天的意大利“比薩餅”進入了我國。因此“醍醐”意指發酵乳脂，不僅是一個譯名而且可能是一個譯音名詞，始在崇尚時髦的唐代上流社會得以在較大范圍流行。 我國第一本以制藥為主要內容的書籍《雷公炮炙論》載有：“醍醐，是酪之漿，凡用以重綿濾過，于銅器煮三、兩沸。”估計此書雖由后人編于唐末或宋初，但記錄的內容顯然也屬“三國兩晉”之時。 現有的文獻表明，唐之前僧人學者在翻譯梵文manda這一詞根時，有的取音譯，如將mandala譯成“曼陀羅”，根據音節減湊字造詞;也有的取意譯，如將manda譯成“醍醐”。在后來的傳播過程里，音譯和意譯的均得以保存;而在唐之后的翻譯經書里，譯為“醍醐”成為絕對主流。 自唐以后，“醍醐”一詞不僅用來形象地說明所謂佛教信徒成佛的漸進修煉過程;還可以比喻佛教各派教義，在相互辯駁、詰難中，不斷提升的經歷。甚至佛教的不同派別，也喜稱自己信奉的經典書籍和宗派教名為醍醐，以顯示自己的地位，甚至連佛教寺院也有以“醍醐”命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內部，不僅珍品可以喻作為“醍醐”，毒藥也同樣可比喻為“醍醐”。例如《大般涅盤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五：“如是大乘典，亦名雜毒藥;如酥醍醐等”等。這與梵文manda的本意一致，屬中性詞，本無褒貶之意;它強調的只是“本質”或“精髓”。 在佛教界外部漫長曲折的流傳過程里，“醍醐”一詞后來被賦予了更多的褒義意思。如唐顧況詩《行路難之三》：“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白居易詩《嗟落發》：“有如醍醐灌，坐受清涼樂。”清董浩《全唐文.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敕贈隆闡大浮動師碑銘》：“知與不知，仰醍醐于句偈;識與不識，詢法乳于波瀾。” 三、關于“灌頂”一詞 “灌頂”，原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時舉行的儀式。取四海之水裝在寶瓶中，流注新王之頂，象征新王已享有統治“四海”的權力。后被佛教接受引用，作為后輩弟子在修行過程里，不斷逐步晉級的儀式。 流注的可以是具體的物質，如清水，“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頂，令佛種永不斷故。”流注的也可以是無形的東西，如口訣、咒語以及秘笈、經文等，也就是作為中文音譯詞“醍醐”的梵語單詞manda的本義。弟子在接受灌頂儀式后，一般都緊接著“閉關”一段長短不等的時間，少則數月，多則數年。 “閉關”之后就可以冠“某某灌頂”的頭銜，享有某種待遇。因此作為成語“醍醐灌頂”里的“醍醐”，嚴格地說不能理解為“發酵乳脂”而是“本質”和“精髓”。 四、結語 不難理解李時珍之所以在詩文中崇仰提倡“醍醐”，其實是為了借用巨大影響力的佛教典故“醍醐灌頂”，再次肯定了以前醫書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在提倡飲乳。因為事實上由于乳糖不耐癥的原因，幾乎很少有人能夠一次攝入一升牛乳的;但一次飲用來自一升乳汁制得的發酵乳脂——“醍醐”，不僅確實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對科學合理的。在這一點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輩。 然而，作為一代名醫，雖然經他校勘而得正本清源的醫學文獻無數，但對乳與乳制品的整體認知最終也沒能突破前人的局限。制約他的除了歷代的經典醫書外，主要是1900年前《漢書.高帝紀上》的傳統觀念：“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乳臭者，奶腥味也;意即乳汁為嬰兒專用品，成人根本不屑一顧。作為李時珍個人，還是難以擺脫當時社會流行意識的影響。 由此可見，在長達數千年的古代中國，乳汁及其制品，并不是人們普遍所接受和享用的食物資源。統觀李時珍全詩的表達和理解，實際效果是順應了世人對佛的敬畏，將乳汁的認識轉化成了“靈丹妙藥”式的神話。客觀上使我們的先民，長久地偏離了正確方向：“乳汁及其制品，本應作為漢民族一種可資利用的普惠性食物資源。 好在清末民國初期的后人，在翻譯西文單詞Cheese時，沒有再將它譯為“醍醐”，而是意譯成了“奶酪”或“干酪”;因此自中國近代起，乳與乳制品才有幸淡化了“禪”的籠罩，漸漸地向中華民族顯現其天然、樸素的真面貌，使我國人民慢慢地在逐步接受。十里洋場的上海，得西風之先，牛奶業也率全國之先，時至公元1935年牛乳日產量“近四萬磅”;至公元1949年全國奶類年產量為21.7萬噸，人年均為0.40公斤，平均每人每天僅為1.1克。(來源：中國乳業博物館，作者：顧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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