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致富之道到致樂之道

胡文輝

茅于軾   

我原來是學工程的，后來研究經濟。這才知道經濟對社會的重要性。一個社會要變得富有，主要是要有一個好的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好的制度下，科學技術才有發揮作用的可能。透徹地懂得這一點，我是下了很大努力的。我很想把我的這點心得告訴別人，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不是看一兩篇文章就能做到的。由于研究了經濟學，看問題總是從經濟的角度來想。一個國家的強弱就看人均生產總值。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設一個富有的國家。做為一個經濟學家，就應該為國家找出能夠致富的政策。一個措施、一個項目、一條辦法是否正確就看它是否能創造更多的財富，因此財富成了方向標。經濟學里有一個基本假定，即所謂理性經濟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是追求物質享受的，在市場經濟中就是追求錢。整個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就是建筑在經濟人的假定之上的。事實上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也是按照這個假定來設計的。政府領導人民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人們買股票是為了賺錢；孩子們在小學里學寫和算，到了大學學專業，其目的就是培養一門謀生之道。整個社會都是忙于賺錢。我從來不懷疑這里有什么問題。

一直到我七十歲前后才逐漸產生了懷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我國改革二十多年，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氣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前看王建國教授的一篇文章，“爭名次的經濟學”，說的是人們未必是追求財富的絕對多少，而是財富的相對多少。或者說，人們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錢財的絕對值，而是想超過別人。一個人不論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錢，他就會罵娘。如果這是真的話，經濟學整個就要改寫。而且一個國家不論如何富有，百姓還是不會滿意的。

這樣的話，我們追求財富還有什么意義呢？我們究竟應該追求什么呢？
后來又看到黃有光教授的文章，“經濟增長能否增加快樂？”雖然快樂不能客觀地度量，但是主觀的感覺是客觀存在的。有些學者專門研究了快樂是由什么決定的。它們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宗教、階級的人們中做了大量調查統計，并不能證明快樂由財富決定的。即使有所影響，也決不是主要決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還大一些。這些研究不能不是經濟學家深刻反省。我們所追求的東西是否真的值得去追求？前些時候，天則經濟研究所請了浙江的陳惠雄教授來演講，題目是“人本經濟學”。講的要義就是說，人要追求快樂而不是金錢。他甚至斷言，平均壽命而不是人均國民收入是測量一個國家是否成功的最終指標。這些學者的觀點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的一生經歷了許多快樂的事情，這些事中大部分都和錢沒有關系。愛情是得到快樂的重要來源，可是它也可能給人以煩惱。從來沒有誰告訴我們如何從愛情中得到更多的快樂，如何避免愛情的痛苦。婚姻和家庭也一樣，既能給人快樂，也能給人痛苦。有時因為一念之差把一個溫馨可愛的家搞成了煩惱之源。錢能給人快樂，可是也能給人痛苦。一些人變成了守財奴，成了錢的奴隸。甚至為了錢不但出賣了良心，而且把命都送掉了。可是從小學到大學從來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做錢的主人。有些人懂得如何花錢，不但生活安排得好，也會用錢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但是他們的這份能耐可不是哪位教的，而是自己琢磨出來的。我們的教育之教人如何賺錢，而不教人如何從錢得到快樂，更沒有教沒有錢也能快樂。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經濟學里面有所謂帕累托改進，意思是說一項措施使社會中沒有人受損，但至少有一個人受益。市場經濟就是不斷遞進性帕累托改進，整個國家就變富了。這里的損益都是經濟上的。我們不妨把帕累托改進用在快樂上面，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得沒有人受損，而至少有一個人受益，整個社會的快樂總量因此而增加，社會變得更快樂一些。君子成人之美，就是這種帕累托改進。嫉妒心理或紅眼病則相反，它使整個社會的快樂總量減少。可是從學校到社會大家都忙于賺錢，沒有人講這些道理。結果呢，財富是多了，但是快樂總量沒有增加。

我一生中有許多朋友，他們有的給了我快樂，有的給了我煩惱。我羨慕那些給我快樂的人，和他們談話是一種興趣。他們使我快樂自己并沒有因而忍受痛苦。我想學他們如何使人快樂的本事。我想這是天下最重要的學問。那些使我痛苦的人，自己是否增加了快樂，我不知道。但是確實有些人是這樣想的，與人斗其樂無窮嘛。而且他們是達到了目的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真正問題未必是經濟界接近于崩潰，而是全國的快樂大大地減少，痛苦極大地增加。要防止文革重演，經濟學是不夠的，需要一門快樂學。它研究個人和社會以及全世界的致樂之道。它應該貫穿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全過程，它用來指導國家的政策，處理對內對外的關系。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是人類的理想，它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增加全社會的快樂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的。大家想一想，這門快樂學重要不重要

lantianshe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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