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礦業：漁民陷治污法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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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7日，福建省環保廳針對紫金礦業“污染門”再開罰單，對紫金礦業董事長陳景河和紫金礦業常務副總裁兼紫金山金銅礦礦長鄒來昌分別罰款人民幣705997元、449768元。

　　12月28日，紫金礦業發布公告稱，為幫助信宜紫金銀巖錫礦礦區下游受災人民的生產自救和災后重建，踐行企業的社會責任，經公司董事會臨時會議，決定向“9•21”潰壩事件受災地區捐贈5000萬元。

　　2010年7月3日，紫金礦業污水外泄導致福建省汀江流域嚴重污染，大量魚類中毒死亡。紫金礦業作為污染責任方、上市企業，其對待污染的處理態度及社會的反響，不難發現，污染企業終難逃“環保原罪”。2010年年末，我們對紫金礦業汀江污染事件和信宜“9•21”潰壩事件做了回訪和回顧報道及評論，希望藉此推進問題的最終解決，并希望更多的企業以此為戒……

　　回訪

　　至于漁民何時能重新養魚，當地政府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村民們非常留戀和懷念當漁民的日子。

　　漁民轉產之路兩茫茫

　　時間會讓人淡忘不滿和不公。臨近歲末，已鮮有媒體再去關注紫金礦業污染汀江事件的后續進展，當地的漁民們不免有些失落，他們期待的科學合理的漁業污染賠償標準并沒有得到政府部門的積極回應。依據政府制定的標準領取了補償款后，當地的漁民對未來的生活仍然充滿疑慮。雖然當地政府也出臺了轉產政策，但在漁民們看來今后的生活仍然充滿變數。

　　“歡迎致電璜溪村，璜溪村是上杭縣最大的水產網箱養殖基地……”12月24日，記者撥通了上杭縣下都鄉璜溪村村民丘永祿的手機，手機依然響起這首他們去年為了拓展和發展養魚事業而設計的彩鈴。

　　這條手機彩鈴曾經扮演了名片的角色，向每一位來電者展示當地的特色產業。丘永祿這位曾經的養魚大戶現在一直賦閑在家，平時除了偶爾去河邊捕撈點蝦拿到市場賣之外，很多時候都在家以看電視打發時間。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由于找不到合適的事情做，好多閑下來的漁民都迷上了打麻將。

　　盡管目前縣環保部門每天公布的監測水質數據顯示基本恢復正常，但是對于“何時才能再養魚”，政府卻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丘永祿不知道自己何時能回歸漁民身份，這條彩鈴何時能再派上用場。

　　今年39歲的丘永祿是上杭縣下都鄉璜溪村村民，2007年，在外漂泊打工近10年，先后干過泥瓦工、出租車司機的他，回到了村里，看到了養魚的商機，便開始養魚。規模從2007年的300平方米擴大到2010年的近1000平方米。

　　據記者了解，整個下都鄉約有近300戶養魚戶，僅璜溪村的200多戶中約有80戶從事漁業養殖生產，網箱養殖是當地漁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丘永祿家近1000平方米的網箱面積，每年能為他帶來10多萬元收入。

　　丘永祿曾想著用今年養魚掙來的錢在上杭縣買套房子，好讓兩個孩子能去縣城上幼兒園。而今，要實現這個夢想將遙遙無期。

　　依據政府的賠償方案，丘永祿最后獲得了30多萬元的賠償金，但他告訴記者：“這都不夠還債的。”目前，丘永祿除了信用社的20萬元貸款，還有飼料欠款11萬元，這還不包括從親戚朋友們那里借的錢。

　　隨后，當地政府出臺了轉產補助扶持政策。在上岸轉產補助政策上，對養殖戶按核定的網箱面積給予每平方米40元的補助。同時，對拆除網箱上岸的養殖戶，按每人每月100元、30斤大米的標準一次性發給半年轉產過渡費。丘永祿家有5口人，每個月可以領到500元和150斤大米。這同當初養魚的收入相比，差距太大了。

　　丘永祿對記者說，村民們非常留戀和懷念當漁民的日子。“我真是舍不得轉產，自己投入了那么多，設備都購置齊全了，去年我剛花了兩萬多元建了一個新的管理房。而且幾年下來對于養魚也有經驗了。現在讓轉產，我也不知道能轉到哪里去。下下策就是再去廈門繼續當出租車司機”。

　　“不讓養魚的話，生活都成問題。”12月26日，下都鄉豪康村的漁民邱文英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憂慮地說，“為了補貼家用，我現在有空就去附近的建筑工地當小工，一天能掙40元左右。”

　　邱文英從2002年開始在棉花灘庫區養魚，到今年她的養殖規模已經達到1200平方米，之前每年能收入10多萬元。污染事件發生后，政府部門對死魚和毒魚進行了統一處理，她告訴記者，政府補償的30多萬元還不夠她還貸款和親戚朋友的借款。后來政府建議漁民轉產，“轉產哪有那么容易”。

　　她告訴記者，自己有兩個兒子，一個已經外出打工，另一個正在讀高三，上面還有兩位70多歲的老人要贍養。她在擔心，如果不讓養魚了，她不知道自己借別人的錢啥時候能還清，還有兒子明年考上大學，她也不知道自己上哪湊那么多錢來交學費。

　　至于漁民何時能重新養魚，當地政府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記者曾就相關問題采訪上杭縣政府，并按對方要求傳真了采訪提綱，不過截至記者發稿時，對方并沒有回復。

　　回放

　　2010年，對于紫金礦業來說，真的是一個多事之年

　　紫金礦業之2010

　　2010年7月3日，福建紫金礦業紫金山銅礦濕法廠發生銅酸水滲漏事故，9100立方米的廢水流入了被客家人稱之為母親河的汀江，造成汀江部分水域嚴重污染，致使當地漁民養殖的數百萬公斤魚死亡。

　　隨后，調查組進駐紫金礦業展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受持續強降雨影響，致使紫金山銅礦濕法廠存放的含銅酸性污水池區域內地下水位迅速抬升，造成污水池底部壓力不平衡，使防滲膜多處開裂，導致池內污水滲漏到廢水池下方的排洪涵洞，流入汀江。

　　滲漏事故發生后，紫金公司成立了事故應急處理小組，組織人員采取了相應的處置措施。然而，7月16日，紫金礦業再次發生滲漏事故，又有500立方米污水流入汀江。剛剛離開上杭縣的環保部調查組又緊急重返事故現場。

　　事故發生后，紫金礦業以“維穩”為由，違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直到7月12日才對外發出公告，而此時距離事故發生已經9天。7月14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福建監管局下發了《關于對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專項核查的通知》，對公司突發滲漏環保事故信息披露問題進行專項核查。

　　事故發生后，包括上杭縣縣長邱河清、上杭縣環保局局長陳軍安等多個部門領導被停職檢查，或責令辭職;紫金礦業銅礦廠廠長林文賢等人被刑事拘留。

　　“污染門”余音未消，深處輿論漩渦的紫金礦業又曝出“封口門”。而后新聞出版總署經過調查，確認上杭縣有關單位在污染事故發生后向相關媒體發放“辛苦費”、“稿費”，不過媒體記者并未收受相關財物，相關報道隨后刊出，使公眾及時了解到了污染事故的最新進展。

　　2010年10月8日，福建省環保局也作出了對紫金礦業的行政處罰決定，即罰款金額956.313萬元人民幣，同時責令紫金礦業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

　　然而，污染風波未平，潰壩事件又起。

　　2010年9月21日，受臺風“凡亞比”帶來的罕見特大暴雨影響，紫金礦業位于廣東茂名市的子公司———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銀巖錫礦高旗嶺尾礦區發生潰壩事件，共造成22人死亡，523戶房屋全部倒塌，815戶房屋受損。受潰壩影響，下游流域交通、水利等公共基礎設施以及農田、農作物損毀嚴重。紫金礦業再次置身輿論的風口浪尖。

　　10月9日，廣東省信宜市政府正式向信宜市人民法院就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信宜市寶源礦業有限公司、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就潰壩事件造成損失的初期賠償問題提起了民事訴訟。信宜市政府提出索賠1950萬元，超過部分待全部核定后另行增加訴訟請求。

　　12月21日，廣東省紀委通報了紫金礦業“潰壩門”的調查處理結果。廣東省紀委的調查報告認定，潰壩事件是一起由特大自然災害引發，有關涉事單位違法違規造成的安全責任事故。并依法依規對36名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處理，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5人。

　　12月25日下午，記者致電紫金礦業董事會秘書鄭于強，想就相關問題進行采訪。手機接通后，在記者說明來意后，鄭于強告訴記者，“我們正在開會討論此事，會及時對外公布相關情況”，隨即掛斷電話。

　　其實此前，紫金礦業曾多次遭到環保部門的調查和批評。就在今年5月，國家環保總局辦公廳下發了《關于上市公司環保核查后督查情況的通報》，對11家企業予以通報批評，紫金礦業赫然在列。早在2008年年初，依據中國證監會出臺“綠色證券”新規，紫金礦業就被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列入了首輪上市環保核查黑名單。

　　雖然屢陷“環保門”，但每次都能在紫金礦業和當地政府的“積極努力”下，使負面影響消弭于無形。然而2010年污染事故和潰壩事件，應該讓這個時刻標榜履行社會責任的“中國最大黃金企業”好好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真正承擔起一個企業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

　　回放

　　其實污染事故發生后，最大的花費不是接受政府的罰款和彌補直接損失，而是修復受損害的生態環境

　　王燦發 受傷的環境期待環保公益訴訟制度

　　2010年7月3日，紫金礦業紫金山銅礦濕法廠污水池外滲，9100立方米酸性含銅污水排入汀江，下游死魚數百萬公斤。7月16日晚，紫金山銅礦再次滲漏，溢出污水約500立方米。

　　隨后，當地政府代理紫金礦業出臺了補償方案，但這很難彌補當地漁民因此遭受的損失。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導致漁民短期內無法繼續從事漁業養殖，轉產使得當地漁民對未來的生活充滿迷茫。當地漁民們陷入了典型的中國式治污的法律困局。

　　其實，經過多年對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護立法的推進，我國現有環境與資源保護相關法律近30部，幾乎占現行法律總量的十分之一。然而，如此完備的法律體系卻沒有對污染者形成強有力的威懾。

　　10月8日，福建省環保廳在其網站上公開了對紫金礦業的處罰結果，即罰款956.3130萬元。此罰款數額一經公開立即引來關注，甚至有人驚呼這是“中國環境執法里程碑”，然而這張建國以來環境違法的最大罰單對2010年上半年凈利潤就超過27億元的紫金礦業而言，無異于九牛一毛。罰單一出，反而被市場看作是“利空出盡”，當天股市開盤幾分鐘內，該股反而拉出了漲停，甚至在收盤時，仍舊封在漲停板上。

　　其實污染事故發生后，最大的花費不是接受政府的罰款和彌補直接損失，而是修復受損害的生態環境。雖然此次環保部門下發給紫金礦業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除了開具罰單外，還責令紫金礦業“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但是，對于如何消除污染，怎樣才算治理完成，卻沒有給出具體標準。

　　然而過去的大量事例表明，環保部門作出限期治理決定的最終結果大多是企業治理時間的遙遙無期。而且目前在國內，修復受損害的生態環境的實際工作通常都是由政府完成的，這使得污染企業錯誤地認為，修復受損生態環境的費用由政府負擔，企業根本沒有防污治污的動力。

　　中國式治污模式導致的后果是“企業得利、百姓受害、政府埋單”。此次福建環保局沒有對紫金礦業消除污染，恢復當地生態環境給出明確的標準，紫金礦業采取治理措施恐怕難以兌現。更何況紫金礦業同上杭縣政府之間有著微妙的利益關系。

　　紫金礦業已經占到當地政府財政收入比重的60%以上，而且紫金礦業管理團隊也有著濃厚的官方背景，多位管理者曾經在政府部門供職，這就使得當地政府很難在企業環境違法行為中擔當起獨立的管理者角色，反而充當了企業違法違規的保護傘。此前，紫金礦業也造成多起污染事件，但每次總能在紫金礦業及當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被消弭于無形。

　　此次污染事件，紫金礦業以要全力搶救為由，全權委托政府解決賠償問題，于是本應處于中立地位的政府部門，就越俎代庖地替代了污染企業成了事故的責任主體，沒有明確依據的補償標準使得漁民怨聲四起。

　　在此情況下，如何讓污染企業不再肆無忌憚地污染環境，如何監督地方政府及其環保部門履行環境管理的法定職責，同時又能夠將這種監督納入公眾有序參與的渠道，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在國外一些環境保護比較成功的國家，為了讓公眾有序參與環境保護，建立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也就是讓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組織、團體或者個人可以對環境污染、破壞者或者不履行環境保護法定職責的行政機關提起訴訟。這種訴訟制度的建立就好像污染者頭上的一把“懸劍”，即使引而不發，同樣威懾巨大———污染者不敢妄為，因為隨時都有千千萬萬雙眼睛“盯”著;同時也使行政機關不敢懈怠，而嚴格地實施環境保護的法律規定。

　　如果在此次紫金礦業污染事件中，有環保組織、或者是相關環保部門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通過法律手段來促使紫金礦業拿出足夠資金來治理污染、恢復生態，就將使紫金礦業付出比罰款更大的代價，也許其在資本市場就不會上演集體瘋狂的一幕了。

　　對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一些決策者擔心會導致訴權濫用，使法院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其實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且不說在我國的傳統中，人們普遍視訴訟為畏途，不愛多管閑事，就是在已經允許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昆明、無錫、貴陽的清鎮，環境公益訴訟仍然很少被提起，就足以說明“愛管閑事”的單位和個人在我國少而又少。不斷發生的環境污染事件和當地政府監管部門的失職和無奈都呼喚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盡快建立。

　　文章來源：法制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