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面對經濟社會雙轉型

wangheping

“中國制造”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助力著中國的騰飛，也塑造和改變著整個社會。“中國制造”背后，是千百萬農民工進入城市。就業問題、戶籍問題、勞動權益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中國制造”不僅讓這些社會管理層面上的問題浮出水面，更帶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與調整。
　　長期以來，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探討，從未停止。從理論上講，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這種探討進入實踐層面，便面臨巨大阻力。諸多阻力中，僅就業壓力一條，就足以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近來發生在制造業中與薪酬、生活環境、心理壓力等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從另一個角度引發人們對“中國制造”發展模式的深層思考。一方面，它進一步凸顯原有發展方式的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重審經濟發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強社會領域的建設，實現經濟社會的“雙轉型”.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選擇。
　　如何認識“中國制造”轉型與實現充分就業的“對立沖突”?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探索更好的社會治理模式?如何促進“中國制造”背后千千萬萬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本期時事觀察從經濟與社會兩方面，探討“中國制造”的轉型。
　　勞動發展須超越“中國制造”
　　中國作為當代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如果宏觀就業壓力長期居高不下，轉型發展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實現充分就業之間的“對立沖突”,令許多人長期備感困擾，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奉行勞動密集型戰略，繼續走“中國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國制造”需要轉型，科技集約型戰略才是中國和諧發展的根本路徑。
　　“中國制造”面臨技術與效率雙重制約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供給豐裕，而且價格低廉，實行勞動密集型戰略，既能發揮勞動成本優勢，也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但作者認為并非如此。
　　首先是勞動密集可能更加昂貴。勞動密集往往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雖然中國工資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資本質量決定的勞動生產率更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貴。美國經濟學家斯密德就認為：“低工資絕對不能等同于低廉勞動力。”對貿易競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優勢不是工資水平，而是勞動效率，不能單純依據低工資水平而確認勞動成本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品極為有限的“成本優勢”,絕對不是來自勞動力，而是源自長期廉價的資源供給和基本免費的環境污染，也即“價廉”根源于資源價格失靈和環境監管缺陷。
　　其次是勞動密集面臨技術剛性約束。在科技創新主導的全球化競爭經濟中，絕大多數產品無法依靠投入更多勞力來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創造來完成。勞動替代技術僅局限于日益萎縮的極少數傳統行業，如果人為地通過勞動密集而強行替代，則必定會劣化產品性能，也無法創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繼續勞動密集的必然結果就是錯失創新轉型的發展機遇，不僅會支付高昂的機會成本，更會長期處于國際馬太效應的劣端。
　　勞動密集只能大量復制低質量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就業模式在逐步轉變，但這決不是近年來高就業壓力持續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計劃經濟時期，累積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實際上是無效率或負效率的“隱性失業”人口，在改革開放的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時期被大量顯現。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長慣性，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仍在增長，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年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所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中國的就業壓力將會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勞動粗放配置模式，難以完成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升級。由于轉軌時期的路徑依賴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勞動密集到科技集約的勞動就業制度變遷。
　　相反，正是勞動密集型模式制約了人口的和諧發展。由于勞動密集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難有勞動質量替代勞動數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斷復制出低質量勞動力，這嚴重而明顯地制約了中國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勞動密集必定伴隨著工資低廉，中國工資長期低廉的必然結果，只能是發達國家長期受益而國內勞動者繼續受窮，導致經濟發展成果長期大量外溢，而不能為國內公眾所普遍內享，人口發展通道受阻。
　　人口發展不僅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手段和關鍵路徑，更是所有發展的首要目的和終極指向，人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現代化。人口發展既需科學發展觀的民本理念，更需就業現代化的有效支撐，其核心訴求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中國只有通過科技集約型勞動戰略，才有可能實現由人口大國到人才大國的卓越轉型。
　　科技集約戰略更能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人們普遍擔心：科技集約將會因“機器排擠工人”而導致失業加劇。事實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
　　首先是科技集約可以增加原有產業的就業機會。技術替代勞動導致失業加劇，只有在原有產業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而實際情況是：隨著技術大量替代勞動，必定出現產量遞增、成本遞減、價格下降，從而創造新的需求，繼之是需求拉動并擴大原有產業規模，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正如美國管理學大師泰勒所說，每一次革新“所帶來的是所在行業工人生產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業，而是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因為科技進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產業的發展水平，從而必定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優質勞動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約可以催生新興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就業增長源。技術進步既能促進產業分工和催生新興行業，更能創造更加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工業革命以來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業機會，都是由這些新興產業部門提供的。勞動密集型主張的基點在于對既有就業蛋糕的分割，而不是著力于將就業蛋糕做大的機會創造，因而是一個弊多利少的發展陷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指出：“技術的改變已經導致就業的結構性變化，但并沒有導致工作機會的凈損失。”科技集約和產業升級在短期中會有少量就業機會喪失，但由此所創生的就業機會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損失之后，必定會出現更多的長期宏觀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密集型戰略，看似“以人為本”,實際上卻是一個有害無益的偽命題。從“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加速推動科技集約型戰略，能夠實現發展轉型與充分就業的有機契合，具有長期的戰略選擇價值和發展優化意義，應置于中國未來發展序列的首要位置，與此有關的戰略轉型就成為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事情。(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俞憲忠)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中國制造”帶來社會結構性變化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正面臨拐點。也就是說，中國正在從以生存為主導的“溫飽型”社會經濟模式逐漸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型”社會經濟模式。
　　“中國制造”不僅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也推動社會轉型。一方面它使中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中國已經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以“中國制造”為重要基礎的經濟增長，對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按農村貧困標準1196元測算，200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007萬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有4759萬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溫飽問題在中國已基本解決。
　　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轉為制造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的職工，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發生轉變的，還有社會構成、機制轉軌、利益調整、觀念轉變……這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脫貧”已經難以成為中國繼續前進的驅動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確定后，消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消費”,自然而然就應該成為我們持續發展的動力。
　　以消費促發展需要社會建設跟進
　　然而，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中國的居民消費受到壓抑，是因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問題。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同時，中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顧忌老年、疾病、失業、傷殘等風險，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壓力，始終不敢大膽消費，導致中國的居民儲蓄猛增，2009年，已經相當接近當年的GDP總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4倍多。這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不如說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同時，“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使中國成為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世界工廠”,這也導致了勞動力資源的低水平開發和勞動環境惡劣的“宿舍勞動體制”.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人的發展權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難有保證。有必要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勞動權和發展權，讓所有人共享發展的成果。
　　經濟發展轉型必須社會配套轉型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格外重視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在中國，就是要使“中國制造”的制造者們的收入能夠支持其正當的、合理的消費需求。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是要進一步轉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和壯大中間階層，改變學界所說“社會結構落后經濟發展15年”的狀況，使中國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進步的時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調整貧富差距并不僅僅是“維穩”的應急措施，而應是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配套的社會轉型。“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虛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勞動者及他們的家庭生活有較大改善，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把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當作重要的根本國策予以重視。在民眾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證的基礎上，才能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去消費。在這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投資的“邊際效應”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樣是一元錢，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顧，而給到窮人手里可能就能解決一頓早餐。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絕非僅在“消耗”社會財富，而是一個積極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經濟轉型背后的關鍵因素，是人的轉型。“中國制造”常背負著水平低、質量差、廉價貨等責難。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當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放緩，通過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來提高“中國制造”的檔次正當其時。另外，“中國制造”也應該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公共服務業發展。
　　高中政治教科書中有一段話：“環境是基礎，經濟是條件，民生是目的”.這應該是當今中國人人都“應知應會”的常識吧。1995年主題為“社會發展”的世界首腦會議所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單憑市場不可能消除貧困，也不可能獲得公平和平等”的論斷。如果我們的常識不能更新，甚至有意無意地忽略這樣的常識，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之路上，將遭遇障礙甚至挫折;以常識為訓，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建設和社會轉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學、更加和諧的發展道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鈞)　　“中國制造”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助力著中國的騰飛，也塑造和改變著整個社會。“中國制造”背后，是千百萬農民工進入城市。就業問題、戶籍問題、勞動權益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中國制造”不僅讓這些社會管理層面上的問題浮出水面，更帶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與調整。
　　長期以來，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探討，從未停止。從理論上講，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這種探討進入實踐層面，便面臨巨大阻力。諸多阻力中，僅就業壓力一條，就足以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近來發生在制造業中與薪酬、生活環境、心理壓力等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從另一個角度引發人們對“中國制造”發展模式的深層思考。一方面，它進一步凸顯原有發展方式的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重審經濟發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強社會領域的建設，實現經濟社會的“雙轉型”.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選擇。
　　如何認識“中國制造”轉型與實現充分就業的“對立沖突”?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探索更好的社會治理模式?如何促進“中國制造”背后千千萬萬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本期時事觀察從經濟與社會兩方面，探討“中國制造”的轉型。
　　勞動發展須超越“中國制造”
　　中國作為當代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如果宏觀就業壓力長期居高不下，轉型發展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實現充分就業之間的“對立沖突”,令許多人長期備感困擾，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奉行勞動密集型戰略，繼續走“中國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國制造”需要轉型，科技集約型戰略才是中國和諧發展的根本路徑。
　　“中國制造”面臨技術與效率雙重制約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供給豐裕，而且價格低廉，實行勞動密集型戰略，既能發揮勞動成本優勢，也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但作者認為并非如此。
　　首先是勞動密集可能更加昂貴。勞動密集往往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雖然中國工資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資本質量決定的勞動生產率更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貴。美國經濟學家斯密德就認為：“低工資絕對不能等同于低廉勞動力。”對貿易競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優勢不是工資水平，而是勞動效率，不能單純依據低工資水平而確認勞動成本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品極為有限的“成本優勢”,絕對不是來自勞動力，而是源自長期廉價的資源供給和基本免費的環境污染，也即“價廉”根源于資源價格失靈和環境監管缺陷。
　　其次是勞動密集面臨技術剛性約束。在科技創新主導的全球化競爭經濟中，絕大多數產品無法依靠投入更多勞力來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創造來完成。勞動替代技術僅局限于日益萎縮的極少數傳統行業，如果人為地通過勞動密集而強行替代，則必定會劣化產品性能，也無法創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繼續勞動密集的必然結果就是錯失創新轉型的發展機遇，不僅會支付高昂的機會成本，更會長期處于國際馬太效應的劣端。
　　勞動密集只能大量復制低質量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就業模式在逐步轉變，但這決不是近年來高就業壓力持續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計劃經濟時期，累積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實際上是無效率或負效率的“隱性失業”人口，在改革開放的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時期被大量顯現。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長慣性，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仍在增長，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年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所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中國的就業壓力將會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勞動粗放配置模式，難以完成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升級。由于轉軌時期的路徑依賴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勞動密集到科技集約的勞動就業制度變遷。
　　相反，正是勞動密集型模式制約了人口的和諧發展。由于勞動密集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難有勞動質量替代勞動數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斷復制出低質量勞動力，這嚴重而明顯地制約了中國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勞動密集必定伴隨著工資低廉，中國工資長期低廉的必然結果，只能是發達國家長期受益而國內勞動者繼續受窮，導致經濟發展成果長期大量外溢，而不能為國內公眾所普遍內享，人口發展通道受阻。
　　人口發展不僅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手段和關鍵路徑，更是所有發展的首要目的和終極指向，人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現代化。人口發展既需科學發展觀的民本理念，更需就業現代化的有效支撐，其核心訴求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中國只有通過科技集約型勞動戰略，才有可能實現由人口大國到人才大國的卓越轉型。
　　科技集約戰略更能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人們普遍擔心：科技集約將會因“機器排擠工人”而導致失業加劇。事實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
　　首先是科技集約可以增加原有產業的就業機會。技術替代勞動導致失業加劇，只有在原有產業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而實際情況是：隨著技術大量替代勞動，必定出現產量遞增、成本遞減、價格下降，從而創造新的需求，繼之是需求拉動并擴大原有產業規模，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正如美國管理學大師泰勒所說，每一次革新“所帶來的是所在行業工人生產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業，而是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因為科技進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產業的發展水平，從而必定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優質勞動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約可以催生新興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就業增長源。技術進步既能促進產業分工和催生新興行業，更能創造更加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工業革命以來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業機會，都是由這些新興產業部門提供的。勞動密集型主張的基點在于對既有就業蛋糕的分割，而不是著力于將就業蛋糕做大的機會創造，因而是一個弊多利少的發展陷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指出：“技術的改變已經導致就業的結構性變化，但并沒有導致工作機會的凈損失。”科技集約和產業升級在短期中會有少量就業機會喪失，但由此所創生的就業機會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損失之后，必定會出現更多的長期宏觀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密集型戰略，看似“以人為本”,實際上卻是一個有害無益的偽命題。從“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加速推動科技集約型戰略，能夠實現發展轉型與充分就業的有機契合，具有長期的戰略選擇價值和發展優化意義，應置于中國未來發展序列的首要位置，與此有關的戰略轉型就成為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事情。(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俞憲忠)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中國制造”帶來社會結構性變化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正面臨拐點。也就是說，中國正在從以生存為主導的“溫飽型”社會經濟模式逐漸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型”社會經濟模式。
　　“中國制造”不僅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也推動社會轉型。一方面它使中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中國已經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以“中國制造”為重要基礎的經濟增長，對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按農村貧困標準1196元測算，200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007萬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有4759萬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溫飽問題在中國已基本解決。
　　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轉為制造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的職工，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發生轉變的，還有社會構成、機制轉軌、利益調整、觀念轉變……這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脫貧”已經難以成為中國繼續前進的驅動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確定后，消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消費”,自然而然就應該成為我們持續發展的動力。
　　以消費促發展需要社會建設跟進
　　然而，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中國的居民消費受到壓抑，是因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問題。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同時，中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顧忌老年、疾病、失業、傷殘等風險，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壓力，始終不敢大膽消費，導致中國的居民儲蓄猛增，2009年，已經相當接近當年的GDP總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4倍多。這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不如說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同時，“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使中國成為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世界工廠”,這也導致了勞動力資源的低水平開發和勞動環境惡劣的“宿舍勞動體制”.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人的發展權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難有保證。有必要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勞動權和發展權，讓所有人共享發展的成果。
　　經濟發展轉型必須社會配套轉型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格外重視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在中國，就是要使“中國制造”的制造者們的收入能夠支持其正當的、合理的消費需求。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是要進一步轉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和壯大中間階層，改變學界所說“社會結構落后經濟發展15年”的狀況，使中國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進步的時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調整貧富差距并不僅僅是“維穩”的應急措施，而應是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配套的社會轉型。“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虛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勞動者及他們的家庭生活有較大改善，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把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當作重要的根本國策予以重視。在民眾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證的基礎上，才能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去消費。在這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投資的“邊際效應”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樣是一元錢，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顧，而給到窮人手里可能就能解決一頓早餐。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絕非僅在“消耗”社會財富，而是一個積極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經濟轉型背后的關鍵因素，是人的轉型。“中國制造”常背負著水平低、質量差、廉價貨等責難。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當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放緩，通過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來提高“中國制造”的檔次正當其時。另外，“中國制造”也應該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公共服務業發展。
　　高中政治教科書中有一段話：“環境是基礎，經濟是條件，民生是目的”.這應該是當今中國人人都“應知應會”的常識吧。1995年主題為“社會發展”的世界首腦會議所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單憑市場不可能消除貧困，也不可能獲得公平和平等”的論斷。如果我們的常識不能更新，甚至有意無意地忽略這樣的常識，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之路上，將遭遇障礙甚至挫折;以常識為訓，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建設和社會轉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學、更加和諧的發展道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鈞)　　“中國制造”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助力著中國的騰飛，也塑造和改變著整個社會。“中國制造”背后，是千百萬農民工進入城市。就業問題、戶籍問題、勞動權益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中國制造”不僅讓這些社會管理層面上的問題浮出水面，更帶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與調整。
　　長期以來，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探討，從未停止。從理論上講，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這種探討進入實踐層面，便面臨巨大阻力。諸多阻力中，僅就業壓力一條，就足以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近來發生在制造業中與薪酬、生活環境、心理壓力等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從另一個角度引發人們對“中國制造”發展模式的深層思考。一方面，它進一步凸顯原有發展方式的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重審經濟發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強社會領域的建設，實現經濟社會的“雙轉型”.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選擇。
　　如何認識“中國制造”轉型與實現充分就業的“對立沖突”?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探索更好的社會治理模式?如何促進“中國制造”背后千千萬萬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本期時事觀察從經濟與社會兩方面，探討“中國制造”的轉型。
　　勞動發展須超越“中國制造”
　　中國作為當代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如果宏觀就業壓力長期居高不下，轉型發展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實現充分就業之間的“對立沖突”,令許多人長期備感困擾，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奉行勞動密集型戰略，繼續走“中國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國制造”需要轉型，科技集約型戰略才是中國和諧發展的根本路徑。
　　“中國制造”面臨技術與效率雙重制約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供給豐裕，而且價格低廉，實行勞動密集型戰略，既能發揮勞動成本優勢，也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但作者認為并非如此。
　　首先是勞動密集可能更加昂貴。勞動密集往往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雖然中國工資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資本質量決定的勞動生產率更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貴。美國經濟學家斯密德就認為：“低工資絕對不能等同于低廉勞動力。”對貿易競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優勢不是工資水平，而是勞動效率，不能單純依據低工資水平而確認勞動成本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品極為有限的“成本優勢”,絕對不是來自勞動力，而是源自長期廉價的資源供給和基本免費的環境污染，也即“價廉”根源于資源價格失靈和環境監管缺陷。
　　其次是勞動密集面臨技術剛性約束。在科技創新主導的全球化競爭經濟中，絕大多數產品無法依靠投入更多勞力來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創造來完成。勞動替代技術僅局限于日益萎縮的極少數傳統行業，如果人為地通過勞動密集而強行替代，則必定會劣化產品性能，也無法創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繼續勞動密集的必然結果就是錯失創新轉型的發展機遇，不僅會支付高昂的機會成本，更會長期處于國際馬太效應的劣端。
　　勞動密集只能大量復制低質量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就業模式在逐步轉變，但這決不是近年來高就業壓力持續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計劃經濟時期，累積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實際上是無效率或負效率的“隱性失業”人口，在改革開放的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時期被大量顯現。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長慣性，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仍在增長，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年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所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中國的就業壓力將會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勞動粗放配置模式，難以完成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升級。由于轉軌時期的路徑依賴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勞動密集到科技集約的勞動就業制度變遷。
　　相反，正是勞動密集型模式制約了人口的和諧發展。由于勞動密集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難有勞動質量替代勞動數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斷復制出低質量勞動力，這嚴重而明顯地制約了中國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勞動密集必定伴隨著工資低廉，中國工資長期低廉的必然結果，只能是發達國家長期受益而國內勞動者繼續受窮，導致經濟發展成果長期大量外溢，而不能為國內公眾所普遍內享，人口發展通道受阻。
　　人口發展不僅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手段和關鍵路徑，更是所有發展的首要目的和終極指向，人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現代化。人口發展既需科學發展觀的民本理念，更需就業現代化的有效支撐，其核心訴求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中國只有通過科技集約型勞動戰略，才有可能實現由人口大國到人才大國的卓越轉型。
　　科技集約戰略更能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人們普遍擔心：科技集約將會因“機器排擠工人”而導致失業加劇。事實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
　　首先是科技集約可以增加原有產業的就業機會。技術替代勞動導致失業加劇，只有在原有產業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而實際情況是：隨著技術大量替代勞動，必定出現產量遞增、成本遞減、價格下降，從而創造新的需求，繼之是需求拉動并擴大原有產業規模，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正如美國管理學大師泰勒所說，每一次革新“所帶來的是所在行業工人生產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業，而是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因為科技進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產業的發展水平，從而必定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優質勞動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約可以催生新興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就業增長源。技術進步既能促進產業分工和催生新興行業，更能創造更加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工業革命以來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業機會，都是由這些新興產業部門提供的。勞動密集型主張的基點在于對既有就業蛋糕的分割，而不是著力于將就業蛋糕做大的機會創造，因而是一個弊多利少的發展陷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指出：“技術的改變已經導致就業的結構性變化，但并沒有導致工作機會的凈損失。”科技集約和產業升級在短期中會有少量就業機會喪失，但由此所創生的就業機會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損失之后，必定會出現更多的長期宏觀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密集型戰略，看似“以人為本”,實際上卻是一個有害無益的偽命題。從“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加速推動科技集約型戰略，能夠實現發展轉型與充分就業的有機契合，具有長期的戰略選擇價值和發展優化意義，應置于中國未來發展序列的首要位置，與此有關的戰略轉型就成為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事情。(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俞憲忠)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中國制造”帶來社會結構性變化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正面臨拐點。也就是說，中國正在從以生存為主導的“溫飽型”社會經濟模式逐漸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型”社會經濟模式。
　　“中國制造”不僅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也推動社會轉型。一方面它使中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中國已經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以“中國制造”為重要基礎的經濟增長，對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按農村貧困標準1196元測算，200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007萬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有4759萬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溫飽問題在中國已基本解決。
　　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轉為制造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的職工，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發生轉變的，還有社會構成、機制轉軌、利益調整、觀念轉變……這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脫貧”已經難以成為中國繼續前進的驅動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確定后，消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消費”,自然而然就應該成為我們持續發展的動力。
　　以消費促發展需要社會建設跟進
　　然而，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中國的居民消費受到壓抑，是因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問題。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同時，中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顧忌老年、疾病、失業、傷殘等風險，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壓力，始終不敢大膽消費，導致中國的居民儲蓄猛增，2009年，已經相當接近當年的GDP總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4倍多。這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不如說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同時，“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使中國成為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世界工廠”,這也導致了勞動力資源的低水平開發和勞動環境惡劣的“宿舍勞動體制”.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人的發展權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難有保證。有必要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勞動權和發展權，讓所有人共享發展的成果。
　　經濟發展轉型必須社會配套轉型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格外重視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在中國，就是要使“中國制造”的制造者們的收入能夠支持其正當的、合理的消費需求。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是要進一步轉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和壯大中間階層，改變學界所說“社會結構落后經濟發展15年”的狀況，使中國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進步的時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調整貧富差距并不僅僅是“維穩”的應急措施，而應是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配套的社會轉型。“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虛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勞動者及他們的家庭生活有較大改善，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把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當作重要的根本國策予以重視。在民眾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證的基礎上，才能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去消費。在這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投資的“邊際效應”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樣是一元錢，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顧，而給到窮人手里可能就能解決一頓早餐。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絕非僅在“消耗”社會財富，而是一個積極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經濟轉型背后的關鍵因素，是人的轉型。“中國制造”常背負著水平低、質量差、廉價貨等責難。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當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放緩，通過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來提高“中國制造”的檔次正當其時。另外，“中國制造”也應該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公共服務業發展。
　　高中政治教科書中有一段話：“環境是基礎，經濟是條件，民生是目的”.這應該是當今中國人人都“應知應會”的常識吧。1995年主題為“社會發展”的世界首腦會議所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單憑市場不可能消除貧困，也不可能獲得公平和平等”的論斷。如果我們的常識不能更新，甚至有意無意地忽略這樣的常識，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之路上，將遭遇障礙甚至挫折;以常識為訓，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建設和社會轉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學、更加和諧的發展道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鈞)　　“中國制造”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助力著中國的騰飛，也塑造和改變著整個社會。“中國制造”背后，是千百萬農民工進入城市。就業問題、戶籍問題、勞動權益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中國制造”不僅讓這些社會管理層面上的問題浮出水面，更帶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與調整。
　　長期以來，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探討，從未停止。從理論上講，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這種探討進入實踐層面，便面臨巨大阻力。諸多阻力中，僅就業壓力一條，就足以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近來發生在制造業中與薪酬、生活環境、心理壓力等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從另一個角度引發人們對“中國制造”發展模式的深層思考。一方面，它進一步凸顯原有發展方式的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重審經濟發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強社會領域的建設，實現經濟社會的“雙轉型”.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選擇。
　　如何認識“中國制造”轉型與實現充分就業的“對立沖突”?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探索更好的社會治理模式?如何促進“中國制造”背后千千萬萬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本期時事觀察從經濟與社會兩方面，探討“中國制造”的轉型。
　　勞動發展須超越“中國制造”
　　中國作為當代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如果宏觀就業壓力長期居高不下，轉型發展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實現充分就業之間的“對立沖突”,令許多人長期備感困擾，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奉行勞動密集型戰略，繼續走“中國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國制造”需要轉型，科技集約型戰略才是中國和諧發展的根本路徑。
　　“中國制造”面臨技術與效率雙重制約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供給豐裕，而且價格低廉，實行勞動密集型戰略，既能發揮勞動成本優勢，也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但作者認為并非如此。
　　首先是勞動密集可能更加昂貴。勞動密集往往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雖然中國工資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資本質量決定的勞動生產率更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貴。美國經濟學家斯密德就認為：“低工資絕對不能等同于低廉勞動力。”對貿易競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優勢不是工資水平，而是勞動效率，不能單純依據低工資水平而確認勞動成本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品極為有限的“成本優勢”,絕對不是來自勞動力，而是源自長期廉價的資源供給和基本免費的環境污染，也即“價廉”根源于資源價格失靈和環境監管缺陷。
　　其次是勞動密集面臨技術剛性約束。在科技創新主導的全球化競爭經濟中，絕大多數產品無法依靠投入更多勞力來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創造來完成。勞動替代技術僅局限于日益萎縮的極少數傳統行業，如果人為地通過勞動密集而強行替代，則必定會劣化產品性能，也無法創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繼續勞動密集的必然結果就是錯失創新轉型的發展機遇，不僅會支付高昂的機會成本，更會長期處于國際馬太效應的劣端。
　　勞動密集只能大量復制低質量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就業模式在逐步轉變，但這決不是近年來高就業壓力持續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計劃經濟時期，累積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實際上是無效率或負效率的“隱性失業”人口，在改革開放的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時期被大量顯現。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長慣性，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仍在增長，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年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所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中國的就業壓力將會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勞動粗放配置模式，難以完成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升級。由于轉軌時期的路徑依賴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勞動密集到科技集約的勞動就業制度變遷。
　　相反，正是勞動密集型模式制約了人口的和諧發展。由于勞動密集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難有勞動質量替代勞動數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斷復制出低質量勞動力，這嚴重而明顯地制約了中國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勞動密集必定伴隨著工資低廉，中國工資長期低廉的必然結果，只能是發達國家長期受益而國內勞動者繼續受窮，導致經濟發展成果長期大量外溢，而不能為國內公眾所普遍內享，人口發展通道受阻。
　　人口發展不僅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手段和關鍵路徑，更是所有發展的首要目的和終極指向，人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現代化。人口發展既需科學發展觀的民本理念，更需就業現代化的有效支撐，其核心訴求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中國只有通過科技集約型勞動戰略，才有可能實現由人口大國到人才大國的卓越轉型。
　　科技集約戰略更能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人們普遍擔心：科技集約將會因“機器排擠工人”而導致失業加劇。事實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
　　首先是科技集約可以增加原有產業的就業機會。技術替代勞動導致失業加劇，只有在原有產業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而實際情況是：隨著技術大量替代勞動，必定出現產量遞增、成本遞減、價格下降，從而創造新的需求，繼之是需求拉動并擴大原有產業規模，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正如美國管理學大師泰勒所說，每一次革新“所帶來的是所在行業工人生產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業，而是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因為科技進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產業的發展水平，從而必定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優質勞動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約可以催生新興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就業增長源。技術進步既能促進產業分工和催生新興行業，更能創造更加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工業革命以來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業機會，都是由這些新興產業部門提供的。勞動密集型主張的基點在于對既有就業蛋糕的分割，而不是著力于將就業蛋糕做大的機會創造，因而是一個弊多利少的發展陷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指出：“技術的改變已經導致就業的結構性變化，但并沒有導致工作機會的凈損失。”科技集約和產業升級在短期中會有少量就業機會喪失，但由此所創生的就業機會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損失之后，必定會出現更多的長期宏觀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密集型戰略，看似“以人為本”,實際上卻是一個有害無益的偽命題。從“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加速推動科技集約型戰略，能夠實現發展轉型與充分就業的有機契合，具有長期的戰略選擇價值和發展優化意義，應置于中國未來發展序列的首要位置，與此有關的戰略轉型就成為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事情。(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俞憲忠)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中國制造”帶來社會結構性變化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以“中國制造”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正面臨拐點。也就是說，中國正在從以生存為主導的“溫飽型”社會經濟模式逐漸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型”社會經濟模式。
　　“中國制造”不僅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也推動社會轉型。一方面它使中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中國已經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以“中國制造”為重要基礎的經濟增長，對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按農村貧困標準1196元測算，200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007萬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農村居民有4759萬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溫飽問題在中國已基本解決。
　　同時，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轉為制造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二、三產業的職工，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發生轉變的，還有社會構成、機制轉軌、利益調整、觀念轉變……這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下，“脫貧”已經難以成為中國繼續前進的驅動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確定后，消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消費”,自然而然就應該成為我們持續發展的動力。
　　以消費促發展需要社會建設跟進
　　然而，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消費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中國的居民消費受到壓抑，是因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問題。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同時，中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顧忌老年、疾病、失業、傷殘等風險，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壓力，始終不敢大膽消費，導致中國的居民儲蓄猛增，2009年，已經相當接近當年的GDP總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4倍多。這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不如說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同時，“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使中國成為以廉價勞動力取勝的“世界工廠”,這也導致了勞動力資源的低水平開發和勞動環境惡劣的“宿舍勞動體制”.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人的發展權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難有保證。有必要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保證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勞動權和發展權，讓所有人共享發展的成果。
　　經濟發展轉型必須社會配套轉型
　　真正的轉型，是人的轉型。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格外重視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在中國，就是要使“中國制造”的制造者們的收入能夠支持其正當的、合理的消費需求。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是要進一步轉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發展和壯大中間階層，改變學界所說“社會結構落后經濟發展15年”的狀況，使中國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進步的時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調整貧富差距并不僅僅是“維穩”的應急措施，而應是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配套的社會轉型。“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虛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勞動者及他們的家庭生活有較大改善，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必須把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當作重要的根本國策予以重視。在民眾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證的基礎上，才能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去消費。在這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投資的“邊際效應”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樣是一元錢，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顧，而給到窮人手里可能就能解決一頓早餐。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絕非僅在“消耗”社會財富，而是一個積極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個國家在從“脫貧”轉向“消費”的拐點上，經濟轉型背后的關鍵因素，是人的轉型。“中國制造”常背負著水平低、質量差、廉價貨等責難。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當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放緩，通過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來提高“中國制造”的檔次正當其時。另外，“中國制造”也應該向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公共服務業發展。
　　高中政治教科書中有一段話：“環境是基礎，經濟是條件，民生是目的”.這應該是當今中國人人都“應知應會”的常識吧。1995年主題為“社會發展”的世界首腦會議所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單憑市場不可能消除貧困，也不可能獲得公平和平等”的論斷。如果我們的常識不能更新，甚至有意無意地忽略這樣的常識，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之路上，將遭遇障礙甚至挫折;以常識為訓，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建設和社會轉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學、更加和諧的發展道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唐鈞)

邂逅激情

我認為 中國制造 還得堅持
咱人多呀 要不然那么多剩余勞動力 去哪
呆在農村 又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