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再論“民主是個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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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可平，男，1959年生，浙江諸暨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地方政府創新獎負責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也因此有中國共產黨“文膽”之譽。2008年8月中旬，在幾番聯系之后，這位著名的政治學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的民主問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獨家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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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 縱觀共和國的60年，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凡是比較民主的時期，國內形勢都要好一些；凡是民主受到壓制甚至嚴重破壞的時候，國家和民族就面臨倒退乃至災難？

俞可平:經歷過共和國不同階段的人，多數都有這樣的感覺:上個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改革開放后，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很好，大家覺得心情比較舒暢，思想相對活躍。從統計數據看，這兩個時期的經濟發展也相對較快。而這兩個時期，國家的政治生活比較健康，民主的氛圍較濃。

1957年反右以后，知識分子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全社會爆發內亂，經濟發展也受到嚴重影響。而從反右開始，特別是到了“文革”期間，黨和國家正常的政治發展進程被中斷。所有這些，都與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有著直接的關系。例如，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1957年開始就不能工作了，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與第三次會議的間隔長達28個月?！拔幕蟾锩遍_始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停止了運行，從1966年7月到1975年1月這8年多時間中，全國人大沒有開過一次正常的會議，也沒有審議通過任何一部法律。

因此，從新中國60年政治發展的實踐看，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正常的民主和法治建設進程一旦中斷或遭受破壞，國家和民族就會經受困難，甚至招致災難?！拔母铩苯Y束后，中共中央在總結歷史經驗時也這樣說:“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

中國新聞周刊: 60年來，共和國最大的進步是什么？最大的災難又是什么？在這個時期，民主的變化情況是怎樣的？

俞可平:我認為建國60年來最大的進步，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開始形成一種中國的發展模式。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創造了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國家的綜合實力大大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主法治和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進步。

最大的災難呢，當然是10年“文革”的全面內亂，經濟損失數千億，國家現代化錯過了重大的歷史機遇，“文攻武衛”又使至少數百萬干部群眾死于非命。還有就是1959年到1961年所謂三年“自然困難”，據最保守的一個估計，這三年期間全國至少餓死了1000萬人。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嚴重擴大化”，使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被“錯劃的”(除了不到100人之外，其余“右派分子”先后都被“平反)，他們被剝奪了正常的公民權利。從這些巨大的民族災難中，我們今天可以吸取很多慘痛的教訓，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和法治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與人民的安居樂業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休戚相關。民主法治破壞了，民生必定受到嚴重影響，這個教訓要永遠記住。

中國新聞周刊: 民主與法治之間，在60年的歷史中有無沖突？兩者是何種關系？

俞可平:“法制”的重點在于有法可依、依法辦事。“法治”除了強調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外，更強調法律是國家治理的最高權威，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因此，傳統中國有法制，但絕無法治，因為法律之上總有一個皇帝在那里。

從根本上說，法治與民主不僅不相沖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民主與法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是不可分割的。現在有極個別的人說，中國只要法治不要民主。不論持這種觀點的人是教授還是博士，要么是對人類政治發展史的極端無知，要么是對國家的極不負責。民主最早從公元前5世紀就出現了，但在漫長的人類政治史上，它一直不被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當作“好東西”，直到近代以后才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最終在當代成為世界歷史潮流。民主從原先的“壞東西”變成“好東西”，從城邦國家發展到民族國家，從特殊政體變為常規政體，從西方文明變成世界趨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的推行。民主只有與法治結合才能成為真正的“好東西”，反之，只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實行真正的法治。

你可以發現，真正倡導法治的有遠見的法學家，一般都是民主政治的積極倡導者。例如不久前去世的我國法學泰斗韓德培先生在談到“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法治”時這樣說:“說到實質意義的法治，居今日之中國而言法治，當不能不以各方面所急切期待的民主政治為其精髓，為其靈魂。我們誠然需要一個“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的法治國家，但我們更需要一個以實行民主政治為主要目的的法治國家。民主政治的真諦，簡單說，就是人民能控制政府，尤其不讓政府違法侵害人民的利益。假如政府違法侵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執法相繩，使政府賠償損害，或使政府的負責者不得不掛冠下臺。法治如不建筑于民主政治之上，則所謂法治云云，定不免成為少數人弄權營私欺世盜名的工具。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證之下，法治才能成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種制度。也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證之下，法治才更易求其充分徹底的實施”。從另一方面看，凡是真正推動民主政治的人，一般都是法治的堅決擁有者。

中國新聞周刊: 你說過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萬能藥，具體體現在什么地方？

俞可平:我們經常說，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具體地說，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權的制度安排。民主當然不是萬能藥，其實，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夠較好地解決權力的產生和制約，即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人民自己喜歡和認可的官員選拔出來，授予他們以管理國家的權力，然后對其權力進行有效制約。民主維護和保障人們的政治權益，但不能直接增加人們的經濟權益。比如說，經濟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大，主要是靠經濟制度來實現的。民主只能起間接作用，而沒有直接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 民主需要推動而不是禪讓，60年來最成功的民主推動是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抑或黨的八大？

俞可平:民主涉及到權力的分配，通常需要有強大的推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果。建國后，民主政治有波折，但總的說來在向前推進，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推進民主政治的速度大大加快。這里面的推動力是多方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政治需求的增加，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全球化的沖擊，都是民主政治的內在動力。如果要說外部動力，改革開放應當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最強勁動力。

中國新聞周刊: 民主的背景下，是否會產生暴政？

俞可平:民主如果沒有法治的有效配合，就有可能產生暴政。“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地方和部門，運用所謂“大民主”的方式，對一些干部群眾進行非法關押、拘禁、抄家、迫害、折磨，直至剝奪生命，其實就是一種局部的暴政。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民主”，當時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形式的民主，恐怕現在還有極個別的人對這種“大民主”有所留戀。但是，它徹底踐踏法治，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它最后變成了“法西斯專政”。這種“大民主”不僅不要法治，而且也不要正常的民主制度。

例如，民主的一個基本要素是選舉，但“文革”期間的大民主否定選舉。1968年《紅旗》雜志第四期社論這樣說:“迷信選舉，這也是一種保守思想”，革命委員會“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群眾的行動產生的”，它“比以前單純用選舉產生的更合于無產階級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從“文化大革命”所謂“大民主”的慘痛教訓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法治，沒有選舉，這樣的“民主”就難免產生暴政。

中國新聞周刊: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以發展民生代替民主的傾向，這種傾向是否正確？

俞可平:民主與民生兩者處于不同的領域，民主保障和促進人民群眾的政治權益，民生保障和促進人民群眾的經濟權益。我們不僅要努力改善民生，即需要通過發展經濟，增加財富，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我們也要努力促進民主，即擴大公民有序參與，消除官員的腐敗，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公平正義。因此，對于個人來說，民生與民主都是人們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對于國家來說，民生和民主都是我們的目標，是人民共和國騰飛的兩翼。不能把它們相互對立起來，既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也不能以民主代替民生。我們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就包含了既要民生又要民主的內容。以民生代替民主，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努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科學發展，也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協調發展的內容。所有這些都表明，黨和國家一直把民生和民主放在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當然，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目前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特定條件下，保民生、保增長、保穩定的任務往往顯得更加突出。                    
             本刊記者/楊中旭

民主是個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