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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決定提供財政補助，以拯救被H7N9恐慌重創的家禽養殖業。

    據北京市農業局局長趙根武在4月19日召開的北京市促進家禽產業穩定發展工作部署會上透露，這筆補助資金可能達到9000萬元。

    不過，市農業局人士向本報記者強調，9000萬元只是初步估算的數字，準確的補助規模尚待最后敲定。據悉，繼H7N9疫情較集中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之后，北京市也出臺了《關于促進本市家禽產業穩定發展意見的通知》，除決定對北京防控H7N9禽流感中受到影響的家禽產業給予財政補貼外，還出臺了四項扶持政策，旨在保障家禽產品市場有效供應和價格穩定，保護養殖場經營者的利益。

補助額可能達9000萬

    4月19日公布的對家禽產業的扶持政策，是由北京市農業局會同市農委、市財政局制定，補貼資金來源于北京市財政。

    具體補貼細則是,對全市取得生產經營許可證的種禽場給予生產維持性補貼，補貼時間為4月13日-5月13日，補貼標準每只成年種禽補貼10元。補貼的種禽數量以3月底的本市種禽場存欄成年種禽數為準。

    對本市登記備案的規模蛋雞養殖場給予一次性補貼，補貼標準為存欄成年產蛋雞每只補貼3元;對肉鴿養殖場給予一次性補貼，補貼標準為存欄肉鴿每只補貼2元。補貼的數量以今年3月底的本市登記備案規模養殖場存欄數為準。

    對北京市轄內各區縣散養家禽的專業戶也給予一次性困難補助。具體補助方案由各區縣政府自行制定。
此外，政府還將向肉禽定點屠宰企業提供補貼，讓這些企業按照放養收購合同對本市養殖的肉禽進行收購，對受H7N9禽流感影響銷售受阻，需貯存的禽肉產品給予貯存費用定額補貼。補貼標準為每噸補貼700元，補貼時間為4月13日-5月13日。

    這四項扶持政策，與之前上海、江蘇、安徽等地出臺的類似政策大體相同，也略有差異。比如，上海市種禽場給予生產維持性補貼是每只成年種禽補貼15元，北京是補貼10元。另外，上海對全市范圍內的肉雞和淘汰蛋雞實行定點保護價收購，安徽規定對全省從事家禽養殖、加工的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給予流動資金貸款利率的50%貼息支持，北京則沒有這些規定。

“無意放開活禽交易”

    在對家禽養殖產業采取救助政策的同時，另一個涉及養殖產業的爭議是，對于活禽市場的查禁政策是否有效?“從2004年防控禽流感開始，北京市就制定了一條政策，要將北京所有活禽交易市場關閉掉，這么多年一直在堅持，北京所有大市場都不存在活禽交易市場。”4月18日，北京市重大動植物疫情應急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姚杰章對記者介紹說。

    據了解，2003年底2004年初東南亞爆發禽流感，當時北京暫時關停了所有的活禽交易市場。而禽流感過后，對活禽市場的管控曾有所松動。

    2004年3月24日，北京市下發了《關于本市防治重大動物疫病的下一步工作意見》提及，鑒于全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趨于平穩，在本市恢復活禽交易，但交易場所必須相對獨立，便于消毒。嚴禁活禽現場宰殺。

    2005年11月，受新一波禽流感疫情影響，北京市政府再次宣布全市暫停活禽交易活動。疫情過后，活禽市場是否解禁，則一直沒有明確。關停事實上持續至今，已有7年之久。其間，2006年，不少市民電話北京農業局希望放開活禽市場交易，“反映的群體主要集中在餐飲行業、老人和病人，他們希望能夠喝到柴雞湯，當時也有開閘考慮。”姚杰章回憶說。

    于是，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農業局發出通知，稱北京活禽交易可以有條件恢復。并規定凡從事活禽(包括鳥類)經營活動的市場以及攤位，必須由所在地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實施動物防疫條件審核，取得《動物防疫合格證》后，方可從事活禽交易。但此后，市場上并沒有攤位通過審核，活禽交易事實上并未恢復。

    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務院辦公廳于2006年11月20日下發89號文，要求“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場銷售和宰殺，推行‘禽類定點屠宰、白條禽上市’制度”。姚杰章說，當時考慮到2008年奧運會、申辦全國衛生城市和疫病防控等綜合因素，吸取了2003年“非典”的經驗教訓，北京市決定今后將不再放開活禽交易市場。
   
    盡管北京活禽交易市場已被關停7年，但北京市確診的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女童姚某的父母，卻是從事活禽販賣工作;此外，北京市疾控主動篩查出的首例無癥狀H7N9病毒攜帶男童竹某的父母，也是從事禽魚販賣工作。女童父母的活禽店在順義區古城村中心街，男童父母的則是在朝陽區奶東村。這似乎顯示，對活禽交易的查禁仍存漏洞。據本報記者了解，上述兩家從事的活禽販賣均屬于“散賣”。

    “事實上，順義和朝陽區奶東村那兩個從事活禽販賣的都不能認定為活禽交易點，我們給它定論為小私屠濫宰點，朝陽區那家商戶本來是賣魚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雞給他打電話，他再從別的地方預訂過來，但他們沒有檢疫證，不符合北京市禽類定點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姚杰章坦承，像這樣的城鄉結合部的流動點在管理上的確有困難。

    “以后會加強城鄉結合部區域的監管，北京市無意開放活禽交易市場。”北京市農業局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向本報表示。

持續9年的存廢之爭

    在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較多的上海、江蘇、浙江區域，為應對疫情防控，上海、南京、鎮江、無錫、蘇州等地也都叫停了活禽交易。在此期間，要求長三角各地效仿北京永久性關停活禽交易市場的呼聲日高。和北京一樣，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過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后，上海又逐步放開活禽交易市場，并規定活雞必須定點銷售。據上海市農委主任孫雷的解釋，當時之所以恢復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顧市民的消費習慣。”

    2010年，為推動肉鴿、鵪鶉養殖企業規模化發展，上海又有條件開放活肉鴿、活鵪鶉的市場交易，使定點銷售的活禽范圍進一步擴大。不過，活鴨、活鵝等活水禽交易自2004年以來一直未被批準。

    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89號文，要求各地“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場銷售和宰殺，推行‘禽類定點屠宰、白條禽上市’制度。”但此文下發6年后，除北京外，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仍保留活禽交易市場。

    “活禽市場里的消毒不可能完全到位，從各地來的活禽，來源比較復雜，從不同地域可能攜帶進來一些病毒，疫病傳播的途徑和傳播的危險都會增加。”姚杰章表示。上海農委此前召開新聞發布會也透露，上海市發生的H7N9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屬于輸入型，來自外地產的家禽以及產品。
   
    “從流行病學角度上講，禁止活禽交易有利于疾病預防，尤其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人口密度相當高的大城市。”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姜慶五說，盡管目前對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徑尚不明晰，但多數專家都認為活禽市場是最大的潛在危險。他認為，活禽交易的污水處理、活禽運輸、宰殺環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無論從監管還是成本上來說，投入不會小，“因此，僅從成本角度考慮，禁止活禽交易，把風險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不過，有一個案例也被持相反意見者指出來，那就是香港。香港至今仍保留全港唯一的一家活禽批發市場——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該市場每天均進行交易。而香港在1997年首次爆發禽流感疫情后，至今再未發生本地感染禽流感的人類個案。

    這樣做的前提是，香港活禽市場有嚴格的管控機制，從而有別于內地普遍粗放管理的活禽市場。香港自2008年起實施街市活雞日日清的政策，規定街市檔口和可售買活雞的新鮮糧食點必須于每天結束營業前將所有家禽全部屠宰，“活禽市場的所有活禽都不能留過夜，每天八點之后，即使活雞檔的活雞未能全部售出，我們都要求他們在八點之前將所有的活雞屠宰，如不遵守可能會受檢控，可能會被回收雞檔，或取消牌照。”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梁卓文介紹說。
   
    此外，香港從事活禽交易的人員都必須帶上手套和防護服，要求活雞檔檔戶在收市后自行清潔攤檔，在檔戶清潔后再由承辦商以高壓槍、熱水和消毒藥水清潔活雞檔。

    在內地發生H7N9禽流感這段時間，香港還增加了對供港活禽做禽流感快速測試。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新聞組主任黃安兒對本報稱，從4月11日，食環署人員早上會在文錦渡口岸的供港活禽中抽取樣本做禽流感快速測試，活禽便送往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等待測試結果，樣本對禽流感(包括H5和H7)測試呈陰性，才會獲準出售，供應香港零售市場。

    “以往采用傳統檢測方法，需要數天才有結果。為有效防止感染了H7的活禽流入市面，現在我們采用快速測試，只需數個小時便會有結果。”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

    相比之下，本報記者在已出現一例H7N9感染死亡病例的江蘇太倉市了解到，目前當地基層檢驗檢疫部門尚未增加H7快速測試。而太倉正是上海重要的活禽供應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