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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人

淘碟是我多年的愛好。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去音像店掃一通貨，帶回許多碟，再慢慢看。這樣掃貨，不免夾雜殘次品和不同譯名的重復碟，沒關系，包換。只是去年暑假，出了一點詭異。那天，我女兒和她的同學——一幫大學生——想看驚悚片，要原版的、沒有經過中文翻譯的驚悚片。我選了一張碟，送進碟機，一陣嘈雜聲突如其來，屏幕上出現的是趙本山！趙本山東北農家老太裝扮，彎腰佝背站在舞
臺上，唱著“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鏡頭轉換到臺下，臺下聽眾在哈哈大笑。一時間，孩子們愣了，我也愣了，都愣著，卻誰也沒笑。片刻，一個孩子冷靜地說：“還真是恐怖。”此話一出，滿屋子大笑。
　　就在這一時刻，我清楚地看見，我站在兩個時代的交匯點。《小草》是1989年演出于某期“綜藝大觀”的小品。那個時候，這群大學生才呱呱墜地或牙牙學語。他們一生最早學會的單詞，除了“媽媽”，可能就是“拜拜”——英文。幼兒園首選雙語教學。初中、高中、大學又陸續出國念書。他們自然會覺得《小草》沒有什么可笑的。我呢？我記得，當年我是笑過的。當年我覺得趙本山很幽默。20年后的今天，忽然意外地面對《小草》，我笑不出來了。在這相逢無笑的尷尬中，我明白了自己當年的粗鄙無知和傻氣。我無錯，《小草》和趙本山也無過，20年前那還是怎樣的社會狀態？畢竟多虧《小草》喚醒了我們笑的意識。孩子們哪里能夠體會30年前我們被不允許笑的感受。
　　問題出在“小草”以后。后20年，我們的社會迅速開放，西風涌涌，GDP持續高增長，人們的視野大幅度拓寬，文化審美水平進步飛快。很快地，大多數小品、喜劇不再能讓人們笑了。又逐漸地，故事片、古裝片、賀歲片，郭德綱、小沈陽直至海派清口，不斷遭到越來越多的網友拍磚。更有那些在電視屏幕、舞臺乃至婚禮上大肆泛濫的主持人的搞笑，多半把肉麻當有趣，令觀眾不屑。還時常有大師級導
演的大片，動輒投資數億元，結果連最基本的電影語言和敘事框架以及人物對話都支離破碎，讓人不知所云，更別說能夠讓觀眾心領神會地笑了。現在，我們神州大地自產的娛樂文化充斥著裝腔作勢、不懷好意的玩笑和阿諛逢迎的噱頭，賣弄滑稽，拿人開涮，貶低他人，出丑賣乖，幽默的含量太少太少，而嘩眾取寵、愚弄和調戲觀眾的成分太多太多。我們現在肯定都更喜歡外國電影，無論是哪一類片子，我
們通吃，票房足以證明我們的熱情。我們被強烈吸引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故事情節——太陽底下無新事，老外的生老病死與我們一樣。我們更渴望感受并欣賞的是他們帶給我們的幽默。最危急的時刻，最緊張的時刻，最失落的時刻，甚或是日常的普通生活，他們都可以引發我們由衷的一笑。我們可以被逗笑，是因為我們懂得幽默。我們知道幽默是一種睿智和創造力。幽默的語言與幽默的舉止，暗含著豐富信
息、獨特個性、深厚閱歷、精辟見解，還有善意與風趣。老早以前我們也曾經有幽默。為此，我又特地找來那時侯寶林、馬三立的幾段相聲，聽聽，依舊被逗笑。可見幽默的魅力是永恒的。
　　幽默真不是肉麻。笑是一樁非常嚴肅的事。常言一大堆，句句是真理。如：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開，笑比哭好，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拍照的時候喜歡說：笑一個。為了面露笑容，我們十分可笑地讓大家一起說“茄子”。國外也一樣，只不過老外不說“茄子”，他們說“起司”。奧地利心理學家格拉默在他1990年的研究中，甚至量化了笑聲。笑量是開心的重要指標。無論是男女關系，還是社會群體關
系中，笑意味著放松、許可、理解、領會、鼓勵、支持和贊賞。歡聲笑語本身就是和諧、溝通與親密。而現在我們是怎樣的人際關系呢？我們彼此高度陌生，互相不誠信，時刻警惕著，到處冒火藥味，惡性事件頻發。不要以為社會治安只是警察的事情，文化有著更深重的責任。現在人們的笑量指數很低，脾氣很不好，很不開心。作為文化從業人員，我想我并不是在批評同行，我是在審視、反思與無奈。
　　我把信心寄托在孩子們身上。千萬不要談網變色。如果稍微寬容一點看待我們的孩子，就會發現孩子們已經大大超越我們。他們自由寫字、率性表達，盡管有時候會出現偏差，會執迷，會惡搞，但是一個新的時代，就在孩子們的優點和缺點中起航。歷史已經證明，技術開創了現代文明。技術因素對于我們的生活、思想和文化，都有著不可抗拒的影響。互聯網把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我們的孩子們已經是
世界的村民，封閉與禁錮再無可能。產生幽默品質所需要的個性化和思想能力，已經隨技術而來，不管大小多少，它已扎根。當前我們娛樂文化的低級與滯后，應該是最后一段掙扎。衰竭與新生，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