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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人

    標題: 走出三鹿廢墟:一個公共品體系的艱難重建 [打印本頁]

    作者: jieming    時間: 2010-12-27 13:18
    標題: 走出三鹿廢墟:一個公共品體系的艱難重建
      12月20日,是農業部全國生鮮乳收購站拉網檢查的最后截止日期。
      啟動于10月11日的這次拉網檢查工程浩大,涉及全國13500余家生鮮乳收購站,由各省(區、市)畜牧獸醫(奶業)主管部門在11月30日前負責組織本省(區、市)所有生鮮乳收購站的拉網式檢查和抽樣,12月10日前完成樣品的檢測及復議工作后,如今終于行將結束于最后一個環節——檢查總結了。
      盡管最后的結果公開有待時日,但幾個主要產奶省份都在公開、半公開地披露樂觀論調,不出太大意外的話,此次檢查預計將交出一份漂亮答卷。這對于此次要求繁多的檢查來說殊為不易。
      根據農業部的要求,此次檢查,對于生鮮乳收購站要求使用潔凈的不銹鋼或塑料液態乳鏟斗,采樣前要求開動機械式攪拌裝置攪拌至少5分鐘。對生鮮乳運輸車的儲奶罐,采樣前要先用人工攪拌器探入罐底,采取從下至上的方式攪拌30次以上。樣品充分混勻后,用液態乳鏟斗從表面、中部、底部三點采樣,每個點采集1升。生鮮乳樣品采集后,還要求采用保溫箱內加冷媒運輸——以保證運輸過程中保持保溫箱內溫度不高于4℃,24小時內抵達送檢測單位。
      這在兩年多前難以想象。在那場導致嬰兒結石病浪潮的公共災難中,當時缺的并不是不銹鋼或塑料液態乳鏟斗,也不是運輸工具上的保溫箱,而是最基本的“地圖”——全國生鮮乳收購站分布狀況。
      奶站們的兩年生死
      2008年9月中旬,三鹿奶粉事發,緊接著蒙牛、伊利等乳業大品牌卷入其中,三聚氰胺危機引爆。多股力量迅速進入危機成因搜查工作,并很快將生鮮乳收購站——通常被簡稱為“奶站”,鎖定為主要肇因。
      但究竟全國有多少奶站涉入三聚氰胺摻假?事件前后,官方一直不置一詞。事實上,當時眾多的“有關部門”沒有任何一家掌握這個最基本的情況:全國究竟有多少家奶站。
      在2008年9月22日召開的奶站專項整治行動視頻會議上,農業部長孫政才表示:“由于奶站屬近幾年才出現的經營實體,目前國家對此既沒有專門的監管辦法,也沒有明確的監管部門,原料奶中間收購環節基本處于失控狀態。”
      一位乳業資深人士告訴記者,奶站興起于2007年前后,其時,乳業公司激烈爭搶奶源,而搶奶行動多數靠奶站來實施,奶站因此遍地開花。
      “工商局說,這應該由農業部管,不肯直接發工商執照。而農業部門也不愿碰這塊。互相推諉的結果,是‘三無’奶站大批涌現。”上述乳業資深人士說。
      對于乳業公司甚至地方政府來說,奶站的存在,提供了一條“超車”的近道。
      “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引進大乳業公司時,常被要求承諾保障奶源。怎么保障?就是建奶站。有奶站作為乳業公司與奶農的中間層,使得乳業公司有了一個方便的調節閥門。乳業市場好時就放松閥門、降低標準,市場不好時就關緊閥門,抬高標準。”中國奶業協會一位不愿具名的理事稱。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快速蔓延的奶站成了一個沒有監管的真空地帶。由于沒有一個部門掌握奶站的總體情況,在三聚氰胺事發后的2008年9月下旬,農業部不得不會同工信部、公安部、衛生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進行全國奶站專項整治行動。
      其后,國務院文件規定“農業部門負責加強對奶牛飼養和奶站的清理整頓和監督管理,規范生鮮奶收購秩序”。
      但農業部內部對此并非一片歡迎聲。該部在全國奶站專項整治行動中上報的一份文件中提出,“部門之間職責不清,分工不明確,很多環節如何管理沒有界定,具體操作起來難度很大。建議以國務院文件形式對相關問題特別是農業部門的具體職責進行明確。”
      奶站的管理就此半推半就地落在了農業部頭上。此后的兩年,這一死角迅速被打掃,持證規范經營的要求以及三聚氰胺危機所揭示的風險,使得部分奶站退卻。
      在三聚氰胺危機的引爆地河北,河北省畜牧局2008年9月30日上報的《河北省奶站、飼料專項整治行動情況匯報》顯示,當時專項整治行動中涉及督導奶站2296個——這個數字比危機前實際運營的奶站數目已少得多,而到了兩年后的今年年底,這些奶站已剩下不到2000家。
      12月1日,2010年全國生鮮乳質量安全監管工作會議在重慶召開,農業部奶業管理辦公室主任王俊勛在會上介紹說,目前全國13503個生鮮乳收購站全部持證收購。
      一份詳盡的奶站分布圖表終于被繪制出來,指引著農業部在今年完成了數次三聚氰胺專項檢查。
      河北乳業的后三鹿時代
      隨著萬余家奶站轉入持證經營,生鮮乳收購秩序開始展露新顏。
      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奶業)首席科學家辦公室李勝利等人于三聚氰胺危機期間曾出過一期工作簡報,顯示其時我國乳業企業的奶源來源10-15%來自規模化牧場,25%左右來自奶牛養殖小區和奶站,其余部分均來自散養農戶。
      “現在散養基本不允許了。”河北省奶業協會秘書長袁運生說,三鹿出事之后,河北省主抓三項工作,包括奶站規范、規模化飼養和推動企業經營管理奶站,兩年多之后,除奶站全部規范外,規模化飼養也取得很大成效,目前擁有50頭奶牛以上的養殖小區等規模飼養方式,已支撐起當地奶源的80%以上。
      這自然有賴于兩年來乳業的恢復性增長。公開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乳制品總產量為1935.1萬噸,比2008年增長12.9%。
      增長的引擎主要依靠大乳企。袁運生說,三鹿出事之后河北的用奶缺口主要由蒙牛、伊利補上,兩家用掉了河北奶源的八成。
      今年1-9月,河北存欄奶牛170余萬頭,產奶量346.9萬噸,位列全國第三,企業到奶站的生鮮乳收購價格每公斤在3.5元左右,到奶農的價格約為3-3.1元/公斤。
      但即使如此,仍有部分奶農不賺錢,原因在于今年成本提高,“基本上奶農養十頭、二十頭以下的就不賺錢,奶站每天收5-6噸奶以下的也夠嗆。”袁運生說。
      對于奶站來說,規范經營帶來各項成本水漲船高。而對于奶農,最直接的因素來自農產品[17.84 -1.44%]價格暴漲。
      黑龍江省雙城市民安村奶農何秀萍算過一筆賬,今年玉米價格每公斤從1.2元漲到了2元錢左右;秸稈的價格也由0.5元一捆漲到了2元錢,綜合算下來每公斤牛奶的成本比一年前高了約20%。
      這意味著何秀萍的每頭牛吃的口糧每個月700多元,而擠出的奶也就賣個700多元,基本上沒錢賺。
      2009年時,內蒙古物價部門牽頭成立了由農牧業廳、財政廳、奶業協會、蒙牛乳業[21.05 -0.47%]、伊利集團、奶農代表、生鮮乳收購站代表共同組成的生鮮乳價格協調委員會。但這沒能阻止內蒙在收購價中墊底,今年11月上中旬,最低的生鮮乳收購價2.83元/公斤,出現在遼寧,內蒙內蒙古則以2.86元/公斤位列全國倒數第二。
      奶農未覺奶價高,而乳制品企業卻開始喊“虧”。
      以收購價接近全國均價的甘肅為例,今年前三季度,乳制品總產量同比增長45.54%,但全省乳品行業虧損超過2000萬元。
      尚未遠去的幽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獸醫產科學博士、曾在國內外多家超大規模牧場擔任負責人的張廷青認為,奶牛養殖不能一味指望提升原料收購價,“(中國)奶牛品質低是造成奶牛養殖業效益低下的主因。”
      張廷青介紹說,美國農業部多年來一直使用奶價/飼草料價比值指數作為預警奶牛業效益的晴雨表,其計算原理以售奶平均價格/噸除以含蛋白質16%全混日糧平均價格/噸(玉米、大豆和苜蓿為基本組分)。一般來說,比值在2.5以下對奶牛業發展不利;2.5-3.0是不好不壞;3.0以上對奶牛業發展有利。
      例如三鹿事件爆發前一年的2007年8月,美國的奶價約合人民幣3595元/噸,奶價/飼草料價比值為3.94;中國的奶價為2200元/噸,奶價/飼草料價比值為1.66。而現在,價格正好倒了個,“全國奶價均值3.07元/公斤已遠遠超過美國目前2.15元/公斤水平”。
      張廷青認為,應推動低質奶牛的淘汰,這方面,“政府應承擔首要責任。”
      “防疫補貼、農機補貼、良種補貼、奶牛保險補貼……”袁運生隨口數出數項補貼,他認為中央政府并非沒有重視,政府為推動奶牛質素與飼養水平不遺余力,“但到了落實層面就打折扣,這是現實。”
      旅歐乳品工程師施大生說,奶源是乳業的關鍵,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產品結構與生產工藝的實施。標準的巴氏殺菌和超高溫滅菌(UHT)要求生奶細菌含量分別不超過30萬個/毫升、50萬個/毫升,“但我國目前能夠達到30萬個/毫升的生奶產量很少;同樣,能夠滿足超高溫滅菌工藝需要的細菌基數小于50萬/毫升的生奶產量也不多。”
      結果是,超高溫滅菌乳大行其道,并且生產中使用超強度的熱處理將細菌數超過正常工藝需求的生奶被加工成為“合格”的終端產品。這種偷梁換柱掩蓋了原料的問題,也阻止了奶牛飼養的自我優化。
      施大生認為,歐洲的經驗證明,乳業只能基于優良品質的巴氏殺菌奶健康發展。而張廷青補充道,在美國幾乎都是巴氏殺菌奶。
      與他們觀點相似,中國現代畜產品加工科教事業奠基人駱承庠相信,乳制品行業要健康發展,一個關鍵是奶源,另一個關鍵是產品上以巴氏殺菌奶為主,兩者密切相關,而目前對檢測手段的倚重實際上對于乳制品安全程度的作用非常有限。
      他回憶起多年前某同行欣喜地談起自己的一位學生能檢測出25種乳品摻假,“我當時就跟他講,你查出25種,就會有第26種發明出來。”
      本文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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