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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人

中國的富人和一些主流知識分子和媒體都在喊中國人有強烈的仇富情結。但事實正如搜狐首席執行官兼總裁張朝陽在一次福布斯論壇上發表演講所說的，中國人不僅不仇富而且很崇富。連做夢都想成為富人。中國人不仇富，而是仇惡、仇腐，但由于現階段中國富人和惡人重疊率較高，所以一些人刻意模糊富和惡的界限，把所有的富人綁在一起。

中國的實際情結是怕窮和仇窮，這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一件爬滿虱子的華麗皮袍的里子和面子。因為怕窮，所以哪怕窮也要裝闊、裝富、裝現代化；所以不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都把“人一闊臉就變”的仇窮嘴臉演得活靈活現。深圳火燒貧民窟只不過是燒向窮人的又一把怒火。

張朝陽的那個演講中說，現在中國仇窮仇的有些變態，幾乎沒有正義和良知；同時崇富也崇得有些變態，只要能富就是殺人放火也再所不惜。用一句話形容：已經到了為了錢不惜出賣一切的地步了。的確如此。在崇富和媚富問題上，幾乎可以出賣一些良知、正義、環境、法律；在仇恨與敵視窮人問題上，同樣表現得斬釘截鐵毫不留情，竟至于很多突破人類文明底線的暴行，竟能以合法的、冠冕堂皇的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為了市容市貌，農民進城賣菜賣瓜攤子可以被沒收甚至當場砸爛，乞丐被驅逐，流動攤販被在危險的道路上追趕甚至當場被打死打傷打殘。

更有甚者，一些流浪、乞討人員被當作垃圾扔來扔去。今年7月，就在首善之區北京，某派出所政委田秀池值班時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卻非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將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導致其無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亡。僅僅過了一個月，媒體又報道，陜西寧陜縣也上演了同樣的一幕：當地民政官員諶太林為迎接上級衛生檢查，而將本鎮一名流浪漢扔到山上，致其因饑寒交迫而亡。這樣的案例，并非個案。扔掉流浪女的從犯、前警官劉洋就聲稱，以前遇到類似事情“都是扔掉”；陜西寧陜縣一位知情人則透露，寧陜縣和鄰縣將流浪漢彼此扔來扔去，已經成了“保留節目”。遇到這樣的事情，當事責任人更多的不是懺悔，而是認為自己倒霉，不幸遭遇了死亡事件，否則啥責任都沒有，因為這樣做，已經成為“制度潛規則”。

中國的仇窮，有著明顯的“梯度效應”，任何人都別以為自己不是窮人而可以避免成為被歧視和排斥的對象。比如改革開放之初，小攤小販就是人們心中的英雄、政府眼里的寶貝。一旦有了上市公司，跨國企業，小攤小販就成了被剪除的對象，甚至一些小企業也開始遭受白眼和擠兌，理由有的是，比如環境污染什么的，但殊不知，就在日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巨額污染名單已經排到100家了。

再如城市交通擁擠，拿來開刀的首先是自行車和行人，禁止摩托車和電動自行車上路，已經成為一些城市的拿手好戲。人行道越來越窄，自行車道幾乎完全喪失，甚至有御用專家說交通擁擠是自行車多引起的，也不睜眼看一下一輛小汽車占去5至8倍自行車道路面積的事實。同樣是有車族，小排量汽車卻被限制，是因為小排量汽車太省油？太環保？當然不是！只是因為和高檔車比他照樣是窮人。

在中國遍地彌漫的仇恨與敵視窮人的情結里，蘊含著中國現代化的巨大陷阱，或者說是方向性錯誤。它不僅在人與人之間制造對立與仇恨，破壞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因子，而且直接在挖社會發展的最基礎性“墻腳”，以排斥而不是容納之心對待中下層，直接阻礙最廣大的中下層向上提升，從而提升整個社會。輕則影響社會文明向上提升的進度，輕重使整個社會的經濟、道德的文明水準都向下滑行，出現倒退。

假如未來中國社會會出現什么問題，原因肯定不是因為窮人仇富，而是因為制度性的仇窮使窮人沒有了活路。《印度時報》今年4月份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如果有來生，將近90%的印度人還想繼續做印度人，不論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不論是有錢人，還是沒錢人，不論是高種姓，還是低種姓。盡管現在中國的人均GDP高于印度，然而，2006年9月初一份網絡調查顯示，65%的人不愿意來生再做中國人，主要理由是“缺乏人的尊嚴”。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舒馬赫通過經濟學的實證給了世界一個全新的發現－－《小的是美好的》。30多年后，這一哲學，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小企業經濟學，而成為一種社會模式。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惟有徹底地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尊嚴、權利、自由這些起點，回到個人和家庭這個“最微小卻最活躍的經濟體”的權利保障上，才會真正有希望。而不管他是富人，還是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