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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人

　　事實上，1988年，“兩房”的問題就已被發現。但足足二十年過去了，卻仍然無法阻止危機的最終到來，個中含義十分的耐人尋味。

　　現年六十多歲的湯姆.斯坦頓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二十年前，他在研究“房地美”和“房利美”兩大巨頭時，就發現了他們的巨大漏洞，并力推將監管方案提交國會聽證。在后來的半年多里，他在參議院聯合經濟委員會、銀行委員會等多個部門作證，但兩大巨頭百般阻撓，在聽證會上甚至不讓他們說話，最后雖然允許成立了一個監管機構，但權限甚小，根本約束不了貸款巨頭。直至2007年9月，斯坦頓教授還發表論文呼吁警醒“兩房”的問題。“兩房”危機爆發后，斯坦頓教授不得不承認：“雖然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制度，但也很混亂，它允許言論自由，不會打擊和報復，但最終政府給我的回饋并沒有實現，這場危機最終還是未能避免。”可以說美國國會立法和聽證制度的錯綜復雜以及既得利益集團影響最終導致了“兩房”危機的全面爆發，其“毒”債券更由于美國政府的極力推銷而危害全球。

　　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刻，中國發生了一起影響全國、全球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國曾經最大的乳品業巨頭“三鹿奶粉”由于含有過量的三聚氰胺，致使數萬嬰兒中毒，數人死亡。并輸出到臺灣、東南亞、美洲和歐洲。而根據事后的調查，早在半年前就已有消費者舉報，網站上也有披露。但隨后不久都被三鹿奶粉這個巨頭出資擺平。而在新西蘭政府正式通報中國中央政府之前，三鹿奶粉相繼擺平了相關記者、媒體以及當地政府。隨著更深入的調查，人們發現四年前當安徽大頭娃娃事件發生時，三鹿奶粉也被監管機構和媒體列入黑名單，但很快也被擺平。最終釀成震動全國、影響全球的“毒奶粉”事件。顯然，和美國“兩房”一樣，中國不是沒有監管，新聞披露也并不遲緩，然而卻都最終沒能及時阻止問題的發生。當然“三鹿奶粉”和美國“兩房”危機仍有兩點不同：一是中國領導人沒有向全球推銷三鹿奶粉。二是責任人受到嚴懲，兩位部級高官辭職或免職，石家莊市市長被撤職，其它相關受到懲處官員更是不計其數。而肇事的三鹿奶粉則被停業整頓，董事長被依法逮捕。這與“兩房”不僅沒得到懲處反而得到巨額救助助成為鮮明的對比。

　　 美中兩國，盡管制度不同，但在“兩房”和“三鹿奶粉”卻存在著很大的共性。即資本的力量可以挑戰現存的任何制約因素，瘋狂逐利，任意而為。顯然，如何遏制、馴服資本這只瘋狂的怪獸，不僅僅是剛剛市場化十八年的中國所要面對，更是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嚴峻思考的挑戰。

　　法國巴黎宋魯鄭

經濟危機如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是必然要發生的，換言之，就是“天災”。“兩房”僅是這次經濟危機的一個引點，說其為“天災”不為過。

當然，從理論上說如果地球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政策完美，人性也都理性、睿智，經濟危機或會避免。問題是，不會這樣。

兩房是個經濟問題！

三鹿不是，它甚至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法律問題，它的發生高度體現了咱們國家深層次的“不合諧”。悲乎！

怎么就不明白呢？

兩房是個經濟問題？

三鹿呢？說白了，那是個體制問題！

三鹿這樣可憐、可笑、可悲的事，全球這么多國家，能有可能發生的，一個巴掌都數的過來。

這樣的事情，要是在日本和韓國，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還有監管部門的人，早就剖腹的剖腹，上吊的上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