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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人

    標題: 證監會官員的前世今生(轉自網絡) [打印本頁]

    作者: 龍城飛將    時間: 2008-3-19 13:32
    標題: 證監會官員的前世今生(轉自網絡)
    證監會官員的前世今生


      

           周小川升了,尚福林來了,高西慶走了,史美倫不知去留……從來沒有一個正部級“衙門”的領導變化,引起那么多關注
      一個正部級衙門的領導去職了,這不是新聞。
      而能夠引得眾媒體,更主要的是能夠允許眾媒體置喙評論,這才稀罕。
      何況這個衙門聚集了許多海歸人士,何況這個衙門掌控著中國最具象的財富,何況這個衙門的掌控領域經常出些詐騙、腐敗和黑幕。
      這個衙門就是證監會。
      周小川
      下午3時,周小川像唐·吉訶德一般拎長槍跨瘦馬直奔國務院。晚7時周回府。晚9時,中央電視臺宣布,國有股減持辦法暫停。
      如果一定要以動物來比喻,周小川應是仙鶴。這不僅指容貌身材,更是指風韻氣度,甚至還包括出身血統。
      周小川是第四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這不重要。10年中證監會出了4位首長,誰也不敢說將來這個頻率會慢下來。
      重要的是周小川的經歷。周小川1985年獲清華大學博士學位,主修經濟系統工程專業,之后周擔任國務院體改方案領導小組成員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顯然這不是一個權力職位,更多的是一個研究平臺,周小川與當時中國頂尖的學者廝混甚熟,亦以青年改革學者聞名。
      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層第一次著手推動創建中國證券市場,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聽取了匯報。當時的會議記錄著,以經貿部部長助理身份參會的周小川相當活躍,在股票、期貨及體制建造諸方面頻頻建言。
      參加會議的人中有一位叫周建南,時任中顧委委員,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主要生產農業機械)部長。周建南與周小川是父子。
      這次會議之后半年發生了“六·四”事件,在北京建立證券交易所的設想徹底泡湯。反倒是上海和深圳,一年半后異軍突起,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走了回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陣式。
      其實深圳的日子不好過。1990年12月1日深圳兀自掛起深交所的牌子,這之前場外交易已有數年,《人民日報》的內參更使得深交所內外交困,寒風陣陣。國家審計署和人總行的聯合調查,更使深圳人忐忑。
      調查報告稱:股票價格與實際價值嚴重背離,非法場外交易活動猖獗,黨政機關干部持有和買賣股票,群眾對此很有意見。
      在深交所掛牌的第6天,12月7日,北京派員來了,此人就是周建南。回京之后,周建南顯然做了正面匯報,獵獵北風弱了,平息了,歇了。
      禹圖剛是深交所兩位首任副總經理之一,他非常看重周建南的這次造訪,幾乎認為是周建南救下了當時岌岌可危的深市。何以如此高看一眼?也許是因為總書記江澤民也曾在一機部工作過,所以周建南的話頂用。
      1991年后,周小川在仕途上一路順風,10年中歷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及至2000年2月,周小川入主證監會。
      在證監會2年多的時間里,業界人士評論周小川主要政績是堅定地推進了資本市場的市場化取向,比如簡化了證監會的行政審批,比如推進了發行方式的核準方式。
      周小川的理念是,市場能解決的就讓市場去解決吧,咱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也不當教練員。
      但市場不是純粹干凈的市場,早先留下的污水和爛泥混雜其間,這只仙鶴趟了進去,怎能出淤泥而不染?怎能不攪起更多的混水?國有股減持,B股開放,券商傭金下調,一個個理想主義的樂章,引來的是實用主義和既得利益的雜音合圍。
      2001年6月12日,久經醞釀的《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險資金暫行辦法》公布,這是財政部牽頭,聯合計委、證監會等五部委報請國務院批準的。
      《辦法》公布后,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和周小川在不同場合都稱其為利好,說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但群眾認為只有你一家贏。股民用腳投票。
      自6月14日滬市出現2244點的歷史最高點,之后不久就掉頭下跌。8月8日中石化上市,以4.6元開市,只比發行價高0.88元,僅掙扎了七八天,8月17日便跌破發行價,23日繼續下跌。按這兩天平均損失計算,持中石化3億股的社保基金,一下子就虧損3300萬元,這還沒算上利息等費用的支出。
      下跌并未止住。10月18日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在APEC會議中國籌委會秘書處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有些人對國有股減持的意義還不太了解,思維有些混亂,國有股減持政策沒有修改的必要。
      此言一出,在接下來的兩個交易日中,股市急劇大跌,瞬間便擊穿了滬市1600點。風聲鶴唳。據說,財長辦公室和家里電話被人公布在網上。
      現在尚無法考證周小川當時的心情。或理性上同意金立群的說法,但周坐在證監會主席位子上,雖說自我宣布證監會不以調控股市為己任,卻又必須顧及市場臉面。于是就有了這樣的描述:
      10月22日,股市的神經越繃越緊,下午3時,周小川像唐·吉訶德一般拎長槍跨瘦馬直奔國務院。晚7時周回府。晚9時,中央電視臺宣布,國有股減持辦法暫停。
      這項由五大部委聯合調研,由財政部主持的國有股減辦法,只實行了3個月就被證監會一家宣布暫停了,到了2002年6月更進一步廢掉了。對于這個結果,周小川是應該高興還是悲哀?是屁股的高興還是腦袋的悲哀?是周小川戰勝了財政部等行政的大風車,還是向股民、券商、上市公司這些另外的大風車投降?
      麥田里的守望者。一只仙鶴站在泥沼里,望見了什么?
      高西慶
      遇到今日窘況,如果非要找一個撒氣的,高西慶似乎很合適,恨不得說您高老把那蒸發的1.4萬億元市值揣兜里了。
      54歲的周小川的新職務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和他一同離開證監會的是他的副手高西慶。50歲的高的新職務沒有宣布。
      一般來說,“另有任用”并不一定是壞消息。詢問高西慶的秘書邢虎,他笑嘻嘻說:肯定還要繼續革命呀。據說,高西慶離職前給朋友發E-mail,情緒不錯。假如高西慶真的有點沮喪或憤怒,愛護他的朋友也會幫他遮掩著,絕不能讓記者寫出去。而且,周小川的高就,說明上層對這一屆證監會的工作是滿意的,這當然也應包括高西慶。但許多人不這么看,比如說一些本土會計師。周小川、高西慶離職前,股市跌得慘呀。從2002年11月8日開始的暴跌驚天動地,上證指數從當時最高點1573點下跌到21日收盤時的1390點,短短10多天跌幅達10%以上,此后依舊陰跌。這個時候證監會首領走人,不是你的事,也要算在你的頭上。
      算大賬情況不妙。2001年6月,第四任證監會班子上任數月,市場市值為5.4萬億,而一年半之后,第五任班子履新之前,市值總額只有4萬億元,除去此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1.4萬億元,流通市值減少6000億元。
      高西慶為人爽快,語速極快,喜辯論。如此性格,如此形象,功歸于斯,而過也跑不了他。遇到今日窘況,如果非要找一個撒氣的,高西慶似乎很合適,恨不得說您高老把那蒸發的1.4億元市值揣兜里了。
      雖然高西慶理想主義色彩好像比周小川更濃烈,但實際上,高西慶對股市,對證監會的監管對象,對國企—證監會似乎承擔著為其籌資的使命,高西慶充滿愛心。
      2000年8月,《財經》雜志刊出文章《基金黑幕》,從六個方面揭露基金對倒制造虛假成交量,利用倒倉操縱市場等行為。這篇文章在證券業內引發大波,劍拔弩張,大有明日法庭上黑白相見之勢。
      某日,筆者與高西慶對坐,有電話來,顯然是一基金老總,談及《基金黑幕》。看高西慶表情,極為難看,嘬牙花子狀。高說,如果失實,你可以告它呀。
      對于傳媒的批評,為官者多通過行政渠道解決。高西慶正兒八經官至副部級,但他受的教育,使他從骨子里不能動用行政手段。一邊是傳媒,天生有說話的權力;一邊是其監管對象,充滿愛心,手心手背,只好建議訴諸法律。
      11月2日,高西慶終于說官話和稀泥了:證券市場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形成特定市場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改變的。最近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的辯論中有人提出,基金的投資特色不明顯,各家做的都差不多,以致產生一家公司管理的幾只基金對倒的問題。其實這一現象與市場發育水平有關,可能不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在發展中解決。
      看高西慶的精神歷程,實在就是一個從學者到官員的交互轉換過程。用什么詞來形容這個過程呢?務實?升華?同化?墮落?高西慶忙乎得沒空想這些虛乎問題。
      高西慶少時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鐵路,打錘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學,學法律,之后在華爾街做律師,然后就憋著把個股票交易所搬北京來。他參加了1988年11月9日姚依林、張勁夫主持的那次會議,身份是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高西慶應算作最早的一批海歸人士。
      1992年10月證監會成立,高西慶擔任首席律師兼發行部主任。可以想見,當時高西慶何等少年意氣,激揚文字。
      在起草國務院《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時,高西慶很下功夫的是第四章《兼并收購》,寫得非常詳細。但國務院法制局人士認為沒用,誰也看不懂,中國哪能像西方一樣大魚吃小魚呀?七年八年都不會發生兼并收購的事。于是刪繁就簡。
      《條例》1993年4月底出臺了,半年后,9月就發生了中國第一起兼并收購案寶延風波。半夜,時任證監會秘書長、現任銀河證券老總的朱利給高西慶打電話,說《條例》無法套用。高當時在紐約,大笑,“怎么這么快!”
      在證監會3年后,高西慶稱病退出,回學校教書,后去香港。離開了官場,高西慶覺悟了許多:回過頭看,以前爭論的好多問題都沒有什么意思,爭贏的好多問題又轉回去了,爭輸了的問題不知什么原因又轉回來了。“后來我才發現,事情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
      1999年6月,一紙調令將高西慶從中銀集團港澳事務管理處副主任職上調回證監會,任副主席,半年后,周小川替代周正慶出任證監會主席。
      二次為官的高西慶成熟了很多,改變了位置也使他改變了思維,但他依然熱烈率直。
      2000年1月3日,高西慶與中國政法大學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有一場高水平的對話,題目是《中國股市何處去》。從現場看,高西慶被方張二人聯手狙擊,有時只有招架之功,而場下的學生亦把掌聲送給了學者,而不是官員高西慶。
      從法理上,從經濟學原理上,高西慶竭力維護股市的國企利益。說到后來,高西慶動了感情:國企在市場上到底應該占有什么樣的位置?政府應該給他們什么幫助?我們必須歷史地看這個問題。為了達到資源合理配置,我們能夠不顧死活把國企通通放到市場上嗎?
      高西慶說:我以前工作的老廠,將近6000人,這些年來只靠了一個100多人的家屬易拉罐廠的產品過活,這6000多人中還有2800多離退休職工。問問所有的老企業,這么多人怎么處理?讓國家拿錢去給他們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國的稅收有多么困難嗎?
      學者與官員的價值取向和思維路徑本來就不同,半官半學的高西慶自身已經被矛盾著鬧騰著,如今以自身的混和體去與學者對壘,自是費勁,自是難討掌聲。如今賦閑,或許還有興趣與人爭論點什么。如果高第三次為官,是否還愿意走上辯論臺?至少要問一句:臺下有記者嗎?
      高西慶向何處去?十幾年前,高西慶回國后接觸過許多單位,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
      史美倫
      正是史美倫一錘定音:證監會是按《證券法》查三九集團,不涉及歸誰管的問題。
      周小川走了,高西慶走了,史美倫也要走了。大家都這么說。
      2001年2月13日,史美倫被任命為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以往證監會也曾聘任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及前副主席吳偉聰,但只是顧問名銜,而史美倫是首位被委任的非內地人士出任正式官職的人士,而且是監管肥肉的證監會高官。
      史美倫于2001年2月底從香港證監會副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她的年薪在幾年前即超過500萬港幣,被港人戲稱為“打工女皇”。史作風硬朗,1997年時任香港證監會執行董事,篤力打擊黑莊,使當時的炒風陡降。
      史美倫是香港著名實業家查濟民的兒媳。查濟民祖籍浙江海寧,是香港中國染廠主席,興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和名力集團主席。
      史美倫顯然不是為錢而來到北京。據說國務院特批給史美倫500萬年薪,但史美倫沒拿那么多,另作處置。為履新職,史放棄了美國護照。
      在中國證監會,史美倫負責市場監管。史處事低調謹慎,公眾形象甚淑女,不像港人所稱鐵娘子。也有人批評史美倫不了解內地股市過于理想主義,監管方式水土不服。或許正是這些壓力,使史美倫更加刻意保持低調。
      據說,上市公司三九藥業的巨額資金被大股東三九集團及關聯方挪用,2001年8月在對三九集團采取動作之前,證監會內部曾有一種意見:是否與三九集團的黨務行政主管中央大企業工委打個招呼?畢竟三九集團曾是國企的一面旗幟。正是史美倫一錘定音:證監會是按《證券法》查三九集團,不涉及歸誰管的問題。
      證監會對三九集團的嚴斥令市場為之震懾,三九集團的反省也讓外界感動。據悉,三九集團董事長趙新先被證監會招到北京“談話”。7天之后,史美倫給出的意見是:“通報過的企業中沒有哪一家的一把手敢站出來認錯,趙新先是第一人。”
      這種傳說可能不準確。在中國,辦事很少由一個人一錘定音,特別是副職。但史美倫受到壓力是肯定的,而這些壓力與她在美國、在香港有很大不同,或許她早已預見到這些壓力,因此在進京時她表示“打算工作兩年”。也正是這個表示,大家認為史美倫會隨著第四任證監會領導去職。
      忽風聲突變,2003年1月16日,證監會官員正式辟謠:史美倫是由國務院正式任命的副部級官員,沒有年限的規定,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合同到期問題。
      看來,史美倫還要留任,史美倫還要實踐自己的理想,還要承受日漸熟悉的壓力。
      經過十來天的走訪和思考,新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也有了初步想法:不管別人怎么說,前任證監會的許多方略,確有價值。
      尚福林
      尚福林沒有海外學習背景,也不是國內名牌大學畢業,但他的經歷足以支持自信,而不需要股市飄紅來佐證。
      市場沒給尚福林好臉色。
      1月2日,滬證指數下跌37.02點,收盤于1320.63點,大跌2.39%。接下來的一周仍是陰雨連綿。尚福林沉住氣,走訪,思考。2周后,1月14日,股市忽發井噴,滬市以1466.85點收盤,上限80.53點,陡漲5%。
      幾乎所有的人都把股市的逆轉歸功于尚福林的講話。細查新任主席的講話,中規中矩并無出格之處:要在發展中解決中國股市的歷史遺留問題,在規范和發展中,現在側重發展。
      如今證監官員多已達成一個共識,證監會不以調控股市為己任,股市的漲跌亦不是證監會政績的標準,大家同心協力讓政策市休矣。但是政策市仍然頑強,業內各方依然緊盯著證監會主席的嘴巴和皮包。反過來說,不論誰當政,誰也不會拒絕股市飄紅。
      韋爾奇是個靦腆的人,1981年他出任美國GE的CEO,第一次公開演講前他練了好長時間,演講后他想聽聽反應,于是專看股市,謝天謝地,GE的股價漲了12美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而股價就是政治家和CEO們的命根。
      尚福林肯定不同意這個說法。尚沒有海外學習背景,也不是國內名牌大學畢業,但是他的經歷足以支持自信,而不需股市飄紅來佐證。
      尚福林乃老銀行出身。1993年尚任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跟隨時任副總理的朱钅容基清理三角債。1996年升任央行副行長,2002年1月赴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
      傳媒普遍認為,尚福林是證監會主席的合適人選。但也有論者擔憂,財經要員“熟了就走人”不是好事。
      論者言:周小川當證監會主席,在對待國有股減持的問題上,顯然就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由“冒叫”一聲到態度轉移,由熱情探索到保持沉默,也許直到卸任之際才對中國股市這個怪物有了自己的理解,可這時已經不是他的事了。換上一個尚主席,從農行行長的位置跨越過來,單是要搞明白“減持和全流通”這個題目,也不是一年半載所能完成。
      其實,跨行業任職不重要,是不是尚福林任職也不重要。能夠解決中國股市基本問題的,一定不是證券專家,因為股市本來就不是股市自身的問題。
      今天的股市問題,比如全流通問題,就像當年的物價,碰不得摸不得。1988年2月北戴河會議,中國高層決定要闖物價關。一時市場大嘩,幾百盒火柴,上千塊肥皂地往家搬。中央只好緊急叫停,蒸了回改革夾生飯。其后,隨著各方面的情況演變,物價問題幾乎在不知不覺中解決了,當時眼瞧著的高聳入云的冰山,竟悄然融化了。
      12年了,中國股市詭異另類,一個個臨時政策與時俱進地積累至今,造就出一個麻煩多多,糾纏多多,哭笑不得,當然也是成績偉大前途光明的市場。
      在這個市場面前,證監會面臨的問題,似乎比當年的物價還要復雜。國有股法人股不流通,這是當時政治制度和理念決定的;上市公司的虛假爛賬成堆,但哪一家公司背后都有強大的紅頭文件;市盈率虛高泡沫泛濫,這是各個利益集團共同的愿望,非證監會一家所能左右;以至一咬牙把壞的送上大堂吧,人家法院還不愛受理……
      經過多年的磨礪,高西慶有了一句口頭禪,雖俗之極,卻不無道理:要歷史地看問題,歷史地解決問題。
      歷史是什么?在過去行政與市場混淆不分的12年,以及可預見的今后政策市依然光芒萬丈的歲月,證監會的作用,救市、糾錯、預警、查處、叫停、退市、妥協,這些不過是中國股市前進、剎車、調整、轉向的無數輪回中的瞬間,無數的瞬間組成了歷史。
      在這個歷史中,證監會官員或是說客、看客,或是甘為人梯,甚至是犧牲品。但每一個個人,都不會成為集大成的秦始皇。昨日之作,今日之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作者: 龍城飛將    時間: 2008-3-19 13:40
    看到有人寫中石油,就又想到這篇文章。這是200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那時咱還不知股票是何物。但聽老股民講那時曾經也有牛市。如今我們的“牛市”都快沒腿了,讓人痛心啊!
    咱是愛國的,咱也明白股市在國民經濟中才占多點分量啊,咱就是希望股市能像溫總理講得那樣“不要大起大落”,天天玩心跳!希望連任央行行長能增加人民的財產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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