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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消費指數轉折點？ [打印本頁]

作者: 川牧人 時間: 2007-9-10 21:00
標題: 消費指數轉折點？
消費指數轉折點？
在流動性過剩的大背景下，CPI上升的確引發了對于
城鄉實際購買力的擔憂:物價高漲的背后是否意味著我們已經
進入了一個高消費成本時代？
主筆◎朱文軼
高物價和低物價的雙重憂慮
過熱和緊縮在過去幾年始終是中國經濟的雙重憂慮。很多經濟學家在分析物價高漲時都認為，內需充分打開下的高消費經濟仍沒有出現。物價上漲帶來的通脹隱憂仍只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一個方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是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之一。劉偉注意到，經過1997年11月至1999年底持續20多個月的物價負增長，到2000年至2001年的接近零增長，再到2003至2004年物價水平提升為3%～3.9%的低增長，緊接著又是2005年以來的物價總水平增長速度再降低。“中國已有將近10年處于物價低迷狀態。”劉偉指出，“在1998年至2002年連續5年擴大內需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作用下，物價總水平尚且如此，那么可以認為，通貨緊縮的威脅同樣不能被低估。”
對于今年以來由豬肉引發的連鎖漲價反應，他說，不能割裂過去的價格水平，把當前短期內的價格拿來單獨考慮。劉偉傾向于同時重視到中國宏觀經濟的兩只腳:一只站在未來通脹擴大的預期里，一只站在現實的通縮壓力中。“現實的通縮壓力與未來通脹預期增大并存，緊縮性貨幣政策力度減弱，且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抵消，使當前的宏觀經濟失衡出現特殊性。”他認為，這才是消費指數變化和中國經濟復雜性的本質。
通常情況下，整體價格水平的波動首先出現在生產領域，然后通過產業間的關聯向下游產業擴散，一直波及最終消費品。這些年來，高居不下的投資熱情使上游原材料供應的價格一直處于高速上漲中，而下游產品的價格卻并沒有相應上漲。“2004年以來居民消費指數的上漲，往往由糧油漲價引起的食品價格和服務價格上漲拉動。”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的徐連仲認為，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卻沒有體現在工業消費品價格上，并最終作用于居民消費價格的總水平。
這被普遍認為是價格傳導機制出了問題。國家統計局官員認為，中國的價格傳導機制在上下游產品間并不是很順暢。
“高成本”和“低物價”的原因之一，是上下游的格局不同。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經濟逐漸步入了過剩時代，產業鏈下游形成了龐大的生產加工能力，而最終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對于下游消費品環節，基本上600多種商品全部處于供大于求，而上游工業品則主要由于投資拉動，需求旺盛。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宏觀室主任袁鋼明認為，由于下游產品供給充足，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競爭激烈的局面下，價格上漲很難傳導到下游消費品。“終端消費品不敢漲價，誰漲價就意味著誰失去市場份額。”在他看來，在當前供給充足的情況下，上游產品的漲價頂多是把中游企業的利潤吃掉，而不會傳導到下游產品。
另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不發達地區、中小城市及農村等低端勞動力供給的嚴重過剩，這極大減緩了勞動密集型生產企業工資上漲的壓力，占有80%比例的中低收入階層，影響了價格傳導最終實現。
國民經濟在持續幾年的高速增長中積累了結構性矛盾，也積累了物價上漲的要求。結果往往是，剛剛走出物價低迷就要防犯物價高漲——宏觀調控面臨著壓力和困難的選擇。劉偉說:“若采取擴張性政策，繼續放松銀根，加大信貸，降低存貸款利率，擴張信用，會導致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更快，潛在的通脹壓力可能就會變成現實，演化成惡性通脹。若采取緊縮性的政策，對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需求，降低通脹壓力，有助于降低對未來通脹的預期，但由于現實中通縮的威脅很大，如果緊縮需求，會出現難以預料的經濟衰退及嚴重失業。”
兩年前的“蝴蝶”
積攢的物價壓力總會有找到出口的一天。如果把2004年的漲價看做一次微觀系統內的供求反應——當供求關系平衡，價格也將趨于穩定，今年食品價格上漲的確需要更宏觀的角度才能觀察。
國家統計局官員指出，此次食品漲價應該被看做是一系列價格傳遞的終端體現，是兩年前“蝴蝶扇動翅膀引起的風暴”。
價格傳遞的滯脹環節正在被一一打開。“現在的情況與前兩年相比發生一定的變化，上下游產品價格傳導的條件逐漸形成。”徐連仲認為，政府兩年來提價措施的增多一定程度上打開了價格傳導的通道。
“資源價格改革深化的影響，會加大各地政府梳理公共服務價格矛盾的壓力，政府不斷出臺提價措施，這些影響到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徐連仲說，“資源價格改革的深化，客觀上將進一步推動水、石油、天然氣、土地等資源價格上升，從而也會使各地公共服務價格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促使地方政府對公共服務價格上調的措施增多。目前成品油價格與國際市場差距很大，天然氣、煤氣與相關產品的比價矛盾也很大，這些產品價格總體上仍將呈持續上漲態勢。同時，電煤價格放開后，由于煤電價格聯動機制的作用，電煤價格上漲對電價的上漲將產生很大的壓力，而電價的提高對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影響將更加顯著。”
企業本身也存在提高最終消費品價格的內在需求。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觀經濟高級分析師李明亮說，企業消化成本的承受能力已經到了“臨界點”。
“經過前兩年上游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下游企業繼續承受生產成本增加的能力已經基本達到極限，隨著上游生產資料價格的繼續上漲，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下游企業只能通過提價來轉嫁上游產品漲價的負擔，這將會促進價格總水平的上漲。”
在徐連仲的觀測中，2006年以來趨勢就已經比較明確了。由于銅價的暴漲和鋼材價格的持續上漲，家電制造業成本大幅增加，許多家電生產企業不堪原材料價格上漲的沉重負擔，紛紛出臺提價的措施。“當年空調價格上漲的平均漲幅在10%左右。隨著有色金屬、鋼材、塑料等原材料價格的進一步上漲，越來越多的日用消費品價格將出現上漲的局面。實際上，在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價格自2005年8月份以來已經連續21個月小幅上升。2006年第一季度，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價格上漲2.1%，漲幅比上年同期增加1.5個百分點。同時，衣著類、交通和通信類價格的下降幅度總體上也在逐漸減小，已經充分說明下游產品價格下降的態勢在減弱，小幅上漲的態勢在增加。”
勞動力成本的“再議價”
就像人們議論起正向5000點沖刺的中國股市時，很容易聯系到上世紀70年代初道－瓊斯指數的“漂亮50”行情，人們也很容易把現在的中國經濟和上世紀70年代到上世紀末處于黃金時期的美國經濟相提并論，二者在相當長時間內都表現出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即使經濟不斷擴張——它通常是較高通貨膨脹的一種先兆，仍幾乎不存在全面價格上漲的威脅——在就業相對嚴峻情況下，勞動力成本始終處于低位。
在這個前提下，物價工資聯動機制基本不會發揮作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分析師祝寶良認為，就業壓力大使得物價上漲不會導致工資上漲，另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大快于工資的增長，很難形成工資成本推動物價上漲”。
勞動力過剩使得勞動力成本的談判能力很弱。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沿海的制造業因為工資上漲，已經出現了向內地以及向更低勞動力地區轉移的情況;這將影響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勞動力價格也是很多地方吸引外資的優勢之一”。
但隨著城鎮居民貨幣收入的普遍增加，勞動力的低成本也正在被挑戰。“即使排除這兩年股市財富的增加，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是明顯的。”徐連仲說，“特別是，2006年底推行的政府公務員及國有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改革力度很大，使這部分人員收入大幅度提高。受此影響，國有企業也產生了一定的仿效作用，使企業職工工資大幅度增長，進而提高整個城鎮居民的貨幣收入。2004～2006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上年分別增長14.1%、14.9%和14.4%。同期居民收入增長幅度有所加快，2004～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11.2%、11.4%和12.1%”。
大量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收入遠遠落后于此，他們沒有獲得理想中穩定增長的勞動報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糧食需求加速增長，而有效務農人數減少。作為糧食的生產者，他們必然要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來在另一個環節提高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分析人士指出，這是此次食品價格在豬肉拉力下快速上漲的直接推動力。
“從這個角度上，糧食價格上漲仍然可以看做是2004年糧價恢復性上漲的延續。”他說。銀河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指出，農民增加收入有利于刺激基礎的消費。
過剩經濟下的消費升級
認為我們會由此進入一個高消費成本時代可能也為時過早。盡管政府一直努力將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型轉向消費拉動型、內需拉動型，但內需仍然沒有充分打開。“中國可能還在一段時間內處于奢侈品消費升級和居民普通商品消費意愿不足的兩個極端。”分析人士認為，“此次物價回落后，我們仍然會面對消費低迷的通縮陰影。”
長期以來，在看待內需問題上，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誤解，認為我國居民儲蓄余額不斷創下新高，老百姓仍然緊捂錢袋。實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我們國家‘儲蓄’的現狀細化為居民儲蓄下降、企業儲蓄上升、政府儲蓄急劇上升的同時并存”。
“1992～2003年，居民儲蓄率從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儲蓄在總儲蓄中的占比僅為42.1%。這個下降是比較顯著的。”李揚說，我國居民儲蓄率的下降，主要歸因于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下降。改革開放30年，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顯然跟不上GDP的增長幅度。這可能是這輪物價上漲中，人們“‘感受通脹’或許大于‘實際通脹’”心理感受的根源。
國民收入的分配在過去顯然傾向于生產和行政部門。“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的上升構成國民儲蓄率提高的主因。2003年，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比2000年上升了近3個百分點，而同期整個國民儲蓄率卻只上升了不到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0～2003年，我國增加的國民儲蓄中有近75%來自于政府部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認為，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于政府，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政府過多卷入投資和生產，必然使得分配結構發生扭曲，宏觀上表現為地區、城鄉、收入差別拉大，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政府主導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由于得不到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它直接的影響就是，“居民必須用自己的儲蓄來解決諸如養老、失業、醫療、教育等問題，居民的儲蓄傾向會超過消費愿望”。
“收入分配格局，實現社會公平，應該成為宏觀調控任務的重點之一。”劉煜輝說，“要想辦法讓政府和企業手中的錢從投資轉向消費，為此政府應考慮通過加大國有企業對財產所有者利潤分紅的方式來減少企業儲蓄，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用稅收機制根據其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進行調控;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這樣，才能使生活成本的上升、內需打開和居民消費信心的增加進入一個良性狀態。■
（本文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07-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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